束沐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對台工作、港澳工作、外事工作、民族宗教工作以及維護國家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國家完全統一的重要論述、重要講話、重大政治決策和重大戰略佈局，形成了一套科學的、完整的、兼具歷史高度、哲學深度、全球視野的國家統一思想體系。
習近平國家統一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下簡稱“習近平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去年1月2日，習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以下簡稱“1·2重要講話”），就是習近平國家統一思想之集大成，也是我們深入學習領會、全面準確貫徹、積極踐行落實習近平國家統一思想，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案頭卷、工具書和座右銘。
在“1·2重要講話”中，習總書記指出，我們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筆者將其概括為“兩個空間論”，並認為這一論述既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也具有鮮明的現實指導意義，需要更進一步、更深一層地理解、消化、吸收、運用。藉由本文將“兩個空間論”試作闡發，以拋磚引玉。
一、“兩個空間論”的兩大核心要素
顧名思義，“兩個空間論”有兩大核心要素：其一是空間理論，其二是唯物辯證法。這兩大要素都源於習近平思想的廣闊理論譜系之中。首先，空間與“時間”相對應，是描述和衡量尺度、維度的基本概念；空間總體上可以分為物質的、實在的、形象的空間（如地理空間），以及精神的、虛擬的、抽象的空間（如言論空間）；空間理論的本質是關於“界線”的學說，亦即“接受什麼、拒絕什麼”或“容納什麼、排斥什麼”的學說①。
習近平總書記不僅高度重視並純熟運用空間理論付諸治國理政實踐，也創造性地結合中國實際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空間治理思想。例如，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經典論述②，就是作為“物質空間”的山、水與作為“精神空間”的鄉愁的辯證統一；再如，習近平外交思想中“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的重大論斷③，就是將作為“地理空間”的太平洋升華為中美兩國的“合作空間”；又如，習總書記的“底線思維”、“區間思維”等戰略思維④，以及“自貿試驗區”、“改革示範區”、“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協同發展及雄安新區”等戰略佈局，都是習近平思想中空間理論的體現。此處不再一一列舉。
就國家統一與對台工作而言，“兩個空間論”中的前者“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主要包括四個要素：第一，政治空間，即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台灣居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自由、台灣地區在一個中國框架下參與國家治理的空間；第二，經濟發展空間，即台灣同胞與台資企業參與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大陸經濟建設與高質量發展、分享大陸改革開放紅利以及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區域經貿合作的發展空間；第三，社會文化空間，即台灣民眾保有和發展宗教信仰、文化習俗、教育科研的空間；第四，國際活動空間，即台灣地區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參與國際活動、促進台灣同胞利益、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空間。
“兩個空間論”中的後者指出“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當前“台獨”分裂活動主要從以下四個空間展開：第一，政治空間，即“台獨”勢力利用島內執政參政權、立法執法權、問政監督權，以選舉投票、立法修法、專政手段、宣傳動員等多種形式進行“台獨”分裂活動的空間；第二，經濟空間，即“台獨”勢力利用經濟建設、經濟貿易、財政稅收、資本運作等手段培植積纍“台獨”經濟基礎、支持資助“台獨”分裂活動的空間；第三，社會文化空間，即“台獨”勢力利用宗教信仰、教育文化、媒體輿論等手段推動“去中國化”、建構“台獨理論”、展開“台獨反中”宣傳的空間；第四，國際空間，即“台獨”勢力在國際組織、國際政壇、國際輿論推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和從事其他危害中國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活動的空間。
由此可見，在習近平國家統一思想中、兩岸關係語境下的空間理論，是以現實的海峽兩岸隔海分治地理實體空間為基礎，進而衍生出的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國際活動的抽象空間。
二、辯證唯物論形塑的“三觀”
“兩個空間論”並非指機械的、並立的、固化的兩種空間之間的關係，而是“空間理論”與“唯物辯證法”之間的有機統一。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國共產黨人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忠實追隨者、信仰者和實踐者⑤。毛澤東主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思想理論基礎上，結合中國歷史、社會、革命實際，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為代表，產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結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鬥爭過程中，唯物辯證法始終是制勝的思想武器。
習近平總書記將唯物辯證法運用於治國理政的高超境界，主要表現為習總書記就“主”與“次”、“一”與“二”、“前”與“後”等重大關係的論述。例如，針對歷史虛無主義等問題，習總書記高屋建瓴地提出“兩個不能否定”論，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⑥；再如，“兩山理論”即“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的核心理論⑦；又如，“兩隻鳥論”即“騰龍換鳥、鳳凰涅槃”是習近平在浙江工作時形成的經濟思想，近年來也運用於我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之中⑧，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兩個一百年”、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一帶一路”倡議、軍民融合戰略、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都是習近平思想中唯物辯證法在各個領域、各個層次的運用和發展。
顯而易見，“兩個空間論”和習近平思想中的“兩個一百年”論、“兩個不能否定”論、“兩山理論”是一脈相承的，都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的體現。“兩點論”和“重點論”的哲學思想貫穿“兩個空間論”，深刻詮釋了“促統”與“反獨”的辯證統一、“一國”與“兩制”的辯證統一、解決台灣問題“和平手段”與“非和平手段”的辯證統一、“操之在我”與“尊重客觀規律”的辯證統一。總結起來，可以歸納為“三觀”：
一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兩個空間論”旗幟鮮明地指出了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的歷史定論，指出了“台獨”分裂勢力必須滅亡、也必將滅亡的歷史大勢。同時也以巍然的歷史高度、寬廣的民族胸襟，超越了中國五千年來歷朝歷代實現國家統一過程中的暴力與征服、戰爭與動蕩、權謀與治術，勾勒出祖國和平統一願景下的空間是廣闊的，真摯號召台灣同胞參與到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中來，共同開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
二、辯證唯物論形塑的“三觀”
“兩個空間論”並非指機械的、並立的、固化的兩種空間之間的關係，而是“空間理論”與“唯物辯證法”之間的有機統一。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國共產黨人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忠實追隨者、信仰者和實踐者⑤。毛澤東主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思想理論基礎上，結合中國歷史、社會、革命實際，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為代表，產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結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鬥爭過程中，唯物辯證法始終是制勝的思想武器。
習近平總書記將唯物辯證法運用於治國理政的高超境界，主要表現為習總書記就“主”與“次”、“一”與“二”、“前”與“後”等重大關係的論述。例如，針對歷史虛無主義等問題，習總書記高屋建瓴地提出“兩個不能否定”論，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⑥；再如，“兩山理論”即“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的核心理論⑦；又如，“兩隻鳥論”即“騰龍換鳥、鳳凰涅槃”是習近平在浙江工作時形成的經濟思想，近年來也運用於我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之中⑧，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兩個一百年”、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一帶一路”倡議、軍民融合戰略、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都是習近平思想中唯物辯證法在各個領域、各個層次的運用和發展。
顯而易見，“兩個空間論”和習近平思想中的“兩個一百年”論、“兩個不能否定”論、“兩山理論”是一脈相承的，都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的體現。“兩點論”和“重點論”的哲學思想貫穿“兩個空間論”，深刻詮釋了“促統”與“反獨”的辯證統一、“一國”與“兩制”的辯證統一、解決台灣問題“和平手段”與“非和平手段”的辯證統一、“操之在我”與“尊重客觀規律”的辯證統一。總結起來，可以歸納為“三觀”：
一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兩個空間論”旗幟鮮明地指出了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的歷史定論，指出了“台獨”分裂勢力必須滅亡、也必將滅亡的歷史大勢。同時也以巍然的歷史高度、寬廣的民族胸襟，超越了中國五千年來歷朝歷代實現國家統一過程中的暴力與征服、戰爭與動蕩、權謀與治術，勾勒出祖國和平統一願景下的空間是廣闊的，真摯號召台灣同胞參與到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中來，共同開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
首先，“創造空間”是“促統”的方法論。抽象意義的空間不是靜態的、僵化的、固定的，而是運動的、變化的、可塑造的。從形式上看，統一是由“二”到“一”的空間關係；但從本質上看，統一是由“舊”到“新”的空間關係。意即，兩岸和平統一的進程，是兩岸共同創造一個新的政治法律空間的過程。這個屬於未來狀態的“新”空間（一個政治上完全統一的中國），必將取代處於當下狀態的“舊”空間（一個兩岸尚未統一、但主權領土從未分割的中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這裡的“一國”指的就是上文的“新空間”；而“台灣方案”指的是“新空間”之下（之內）就台灣當局、台灣同胞及各個經濟社會主體所享有的政治空間、經濟空間、社會文化空間和國際活動空間所達成的憲制安排和制度體系。
因此，兩岸共議統一、共促統一，就是要共同創造、擘劃、設計新的空間。對此，習總書記在“1·2重要講話”中提出了“三步走”的行動方案：第一步，兩岸“達成國家統一願景”，這裡的“願景”可以理解為雙方對國家統一目標在“各表”基礎上的“共表”，兩岸衹有達成統一願景，才能為共創和平統一的空間提供根本保證、確定正確方向、開啟不可逆進程；第二步，兩岸以民主協商方式“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這裡的“制度性安排”就是兩岸在“統一願景之下”就台灣的政治空間、經濟空間、社會文化空間和國際活動空間所作出的制度安排，這是“統一前”到“統一後”的銜接期、過渡期；第三步，國家完全統一、實行“兩制台灣方案”，這裡的“台灣方案”與前一步的“制度性安排”又存在邏輯遞進關係，是統一後得以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以及台灣同胞各項權利自由的憲制性安排，具有神聖性和穩定性，是中國國家基本政治制度“四梁八柱”的重要組成部分。
可見，“兩個空間論”中“創造空間”的促統方法論，解決了長期困擾我們的“如何以和平方式推動和引導兩岸關係從‘統一前’量變到‘統一後’質變”的疑惑。過去，和平統一曾寄希望於兩岸執政者的“一笑泯恩仇”，也曾寄希望於兩岸和平協議的“一錘定音”。經過實踐經驗的總結與理論的升華，“兩個空間論”無疑指明了方向：和平統一是兩岸共商、共建、共享一個新的空間的過程，以達成統一願景為起點、以國家完全統一為目標，創造空間的實踐主體是人民群眾，是真正屬於人民、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統一路線圖。
四、對台工作的難點、痛點和敏感點，主要出在“灰色空間”上
在反對和遏制形形色色的“台獨”分裂活動中，需要以“兩個空間論”為指導，辯證地看待長期困擾、迷惑對台工作的一些敏感問題和認知盲區。
抽象意義的空間具有屬性，空間由誰創造、屬誰擁有、被誰使用、受誰控制、對誰有利，這些都是需要明辨的根本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就意識形態工作的“三個地帶（紅色、灰色、黑色）”重要論述⑩，也可以引申到兩岸關係和對台工作之中：“紅色空間”是我們為和平統一所創造出的廣闊空間，“黑色空間”是“台獨”分裂勢力及其從事活動的空間，“灰色空間”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有可能轉化為“紅色空間”也有機會被“台獨”利用或佔據的空間。上文提到，之所以“台獨”分裂勢力還有這樣那樣的活動和圖謀，是因為在一些歷史、政治、地理、國際因素影響下，“台獨”分裂勢力仍然擁有、控制或利用相對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國際空間從事分裂活動，這就是“黑色空間”之存在。
“兩個空間論”指導我們，要努力壯大“紅色空間”、擠壓“黑色空間”、爭取“灰色空間”朝有利方向轉化。這裡需要指出的是，矛盾的普遍性、運動的絕對性⑪，決定了我們與“黑色空間”的鬥爭是長期的、多樣的、複雜的，“台獨”勢力在島內執政，“黑色空間”存在並擴展；縱然“台獨”勢力在島內選舉失利下野，“黑色空間”還是存在並以其他形式演化；即便未來以和、戰的任何手段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復歸統一後，“台獨”勢力還是有可能在海外和島內繼續公開或暗中從事分裂顛覆活動，“黑色空間”仍然不會真正意義上“歸零”。香港回歸以來，我們與“港獨”分裂勢力及“反中亂港”活動的長期艱巨鬥爭，充分印證了這一點，是嶄新的教訓、也是鮮活的教材。
與此同時，紅色、灰色、黑色三種空間的此消彼長，也是時刻動態變化的過程，更需要發揮我們自身的主觀能動性，精準有力地施加影響。意即，如果我們不去壯大“紅色空間”、不去轉化“灰色空間”，那麼就有可能遭到“黑色空間”的侵蝕乃至吞噬；反之，“黑色空間”就會不斷遭到擠壓、轉化為灰色甚至紅色空間，兩岸關係的政治社會生態就會更加清朗。這就更加突顯出和平統一與對台工作理論創新、實踐創新的重要性。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兩岸一家親”、“融合發展”、“心靈契合”等對台理論創新成果，舉行兩岸領導人會晤、建立兩岸事務部門聯繫機制、頒布惠台31條等對台實踐創新成果，和平統一的理論空間、實踐空間前所未有地得到開拓。因此，“兩個空間論”的提出，展現出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看待國家統一、解決台灣問題上的政治定力、哲學視野與歷史高度。
對台工作的難點、痛點和敏感點，主要出在“灰色空間”上。此處以“中華民國問題”和“ECFA存廢問題”為例。前者屬於兩岸關係“深水區”問題，台灣方面、國民黨堅持將“中華民國”作為前提，民進黨則炮製出“中華民國台灣”概念，大陸方面在兩岸事務性協商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內涵問題，但大陸對台研究界對“中華民國”問題也持敏感、謹慎態度。“中華民國”問題顯然是活躍於“灰色空間”的代表案例，一方面，島內部分人士認為“中華民國”及其“憲法”某種程度上都體現或暗示了兩岸一中、走向統一的內涵，希望大陸予以尊重或承認，作為破解兩岸政治難題的突破口⑫；另一方面，島內政治勢力顯然將“中華民國”操作為渲染兩岸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分歧的工具，將其作為拖延、迴避兩岸關係深層次問題的擋箭牌。
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⑬。作為在“灰色空間”的“中華民國問題”，我們應該努力將其轉化為“紅色空間”、阻止其蛻變至“黑色空間”。實事求是地看，台灣目前實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增修條文”，的確體現出法理一中的內涵，也開宗明義地闡明了國家統一的義務。同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不僅給予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的歷史事實充分的承認和尊重，也陳述了祖國完全統一的使命。由此可見，兩岸對同屬一中、謀求統一均有憲制性文本的約束。台灣方面如果將“中華民國”與國家統一的價值、目標、進程有所對接，並進行正面表述，兩岸共同確認“國家統一願景”，那麼雙方就有條件在平等、民主的基礎上，以雙方憲制性法律文本為基礎，就“中華民國”在和平統一進程中的地位、形態、表現方式做出進一步安排⑭。反之，一旦背離上述目標，“中華民國”變成拒絕統一的藉口，甚至變為“台獨”的護身符，那麼“中華民國”就蛻變至“黑色空間”的一部分，我們也不會為它留下任何空間。從近年來民進黨連續執政、持續推動“台獨”分裂活動的態勢來看，“中華民國”正在逐漸朝“黑色空間”滑去，對此，包括藍、綠、白在內的島內各黨派都應該明察、慎思。
民進黨執政及勝選連任後，“ECFA存廢問題”亦成為兩岸關注焦點乃至辯論議題。實際上，我們不能單獨就ECFA論ECFA，一些學者、媒體衹關心或計算該協議本身對兩岸經濟的正負面效益，這無疑是片面的，也是違背唯物辯證法的。ECFA是兩岸經貿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將其抽離出兩岸經貿活動討論毫無意義，討論ECFA的存廢必須要放在整個兩岸經貿關係、兩岸融合發展的大框架下通盤看待和考量。以最新統計數據為例，2020上半年，在新冠疫情衝擊下，台灣對大陸（含香港）出口同比增長9.8%，占台灣總出口比重上升到42.3%，創近十年新高，其中兩岸電子零組件的進出口雙雙創下同期新高，突顯出兩岸經濟雙向互賴、深度融合的格局已經形成⑮。
事實證明，和平統一的空間越寬廣，兩岸經貿交流合作的空間也就越巨大；同理，兩岸經貿越交流、兩岸融合越深入，和平統一的空間也會得到更大開拓。然而，如果以ECFA為代表的兩岸經貿交流合作成果，被島內“台獨”勢力視為人質或討價還價的籌碼，享用兩岸經濟紅利來投資“台獨”活動、不斷觸碰台海紅線，那麼ECFA是否有必要繼續？在“台獨”分裂勢力製造重大事變的情況下，兩岸經貿活動怎麼可能維持常態？這就涉及到阻止“灰色空間”向“黑色空間”轉化的問題。因此，在“兩個空間論”的指導下，ECFA對大陸方面來說“操之在己”，島內執政者須認清利害、拋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回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軌道上來。
五、從“兩個空間論”思考兩岸制度融合
古人云：“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人類歷史的浩瀚長河中，統一與分裂、和平與戰爭、繁榮與貧窮，總是週期性地交替出現。然而，馬克思主義誕生後，給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點亮了一盞明燈，指引人們跳出歷史的週期律、探尋更加美好的彼岸。20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生根發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理論成果，給深受屈辱、動蕩、貧困的中國人民找到了方向，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跨越。
習近平思想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⑯，也是全球化的馬克思主義。習近平國家統一思想之所以必將超越千年來統一與分裂的週期更替、超越以武力征服實現統一的歷史宿命，是因為習近平國家統一思想不僅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光芒，也汲取了五千年中華文化“天下大同”的思想精髓。習總書記指出，我們所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⑰。融合發展的統一路徑，心靈契合的統一目標，就是習近平國家統一思想的崇高境界所在。而“兩個空間論”則為我們如何推動兩岸融合、如何實現心靈契合，給出了明確而睿智的解答。
首先，制度融合是兩岸融合的本質要求和最終結果，經濟、社會、文化的融合最終要為制度融合創造條件。人類從農耕文明、工業文明進入現代、後現代社會，文化認同固然是根，制度認同則是枝和幹。根深才能固本，枝繁才能葉茂。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千年來中國人在寶島開墾、繁衍、興業，中華文化也深深扎根在台灣的每一寸土地上。然而，19世紀中後期以來，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起，海峽兩岸陷入長期隔絕對立，大陸和台灣分別走上了不同發展道路、實行了不同的社會制度，也造就了兩岸之間制度認同的隔閡與分歧。唯有制度的融合、制度認同的融合，才能實現心靈契合，否則兩岸融合發展就會出現停滯、逆轉、倒退，甚至令既有成果得而復失。
兩岸制度融合，不是要求改變其中一方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以適應和服從另一方，也不是雙方共同按照一套標準、一個體制、一種模式經過各自改造後另組一個新的制度體系，更不是要改變“一國兩制”方針，而是兩岸雙方在共同堅持統一願景、共議國家統一的進程中，在保留各自轄區主體實行原有社會制度的基礎上，在一個雙方共同認可的、和平穩定的、風險可控的空間之內，進行兩岸制度融合的先行先試、探索示範。這個空間可以是以地理、行政空間為基礎（如兩岸臨近地區基本公共服務“三化”、台灣媒體和學者倡議的“金廈融合試驗區”⑱），也可以是以法律、經濟空間為平台（如兩岸共同市場、高新技術產業鏈共同標準），還可以是以社會、文化空間為紐帶（如在“共享史料、共寫史書”基礎上推動兩岸青少年國家歷史教育制度）。我們要為兩岸制度融合開創空間，也是在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
以“兩個空間論”思考兩岸制度融合，給我們深化兩岸融合發展、追求心靈契合以巨大啟示。第一，傳統兩岸關係思維下，兩岸制度融合幾乎難以推動，主因是大陸與台灣體量差距巨大，雙方均難以找到制度融合的切入點和突破口，或難以預估制度融合過程中出現的風險；次因是兩岸政治社會制度迥異，意識形態上的藩籬限制了任何一方推動制度層面融合的主觀意願。但“兩個空間論”下的制度融合，則打破了原有思維窠臼，制度融合的場域可以在雙方共同創造、塑造的特定“空間”之內進行，且這個“空間”本身就是為和平統一所創造廣闊空間的一部分。第二，傳統意義上制度融合必須依賴於雙方執政當局、政治精英自上而下地研究和推動，這又觸及了兩岸政治分歧、外部因素干擾等老問題，進而陷入一個死循環。但“兩個空間論”下的制度融合進程中，兩岸的各政黨、各界別、各行各業人士，都可以是兩岸制度融合的推動者、和平統一廣闊空間的創造者，更可以發揮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結合，也更加符合“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實現國家統一、最終實現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的根本目標。
“兩個空間論”是思想，也是實踐。當前，台海局勢更加複雜嚴峻。越是難解的結，就越需要守正創新的探索。筆者衷心期待，兩岸各界有識之士能夠以此為契機，深入理解、領會“兩個空間論”的理論內涵、思想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共同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祖國和平統一打開新的局面。
作者为中評智庫研究員、學術交流部主任
原载《中國評論》 2020年月刊9月期
註釋：
①西方空間理論的代表學者有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社會學家亨利·列斐伏爾等，參見Lefebvre, Henri (1979)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in Freiberg, J. W.(ed.), Critical Sociology: European Perspective (pp. 285-295). New York:Irvington.
②《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台階》，習近平，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的講話，2018年5月18日。
③ 《習近平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共同會見記者》，李偉紅，人民日報，2017年11月10日，版2。
④《習近平總書記對台政策論述的四大亮點》，李義虎，《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8月號（總第224期）。
⑤《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15年1月23日。
⑥《關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2013年1月5日。
⑦《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02版，版2。
⑧《騰籠換鳥 鳳凰涅槃》，葉小文，人民日報，2015年08月31日，版5。
⑨參見《實踐論》，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第1版。
⑩《新時代呼喚構建良好網絡輿論生態——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同志“4·19”重要講話精神》，王一彪，人民日報，2018年4月19日，版7。
⑪參見《矛盾論》，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第1版。
⑫參見《探索三憲大中國台灣方案》，中時電子報新聞網，2020年3月13日。
⑬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習近平，2019年1月2日。
⑭參見學者章念馳的觀點，《緬懷汪道涵 高舉理性旗幟》，《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1月號（總第217期）。
⑮《兩岸重開機 正視互賴現實》，中時電子報新聞網，2020年7月29日。
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何毅亭，學習時報，2020年6月15日，版1。
⑰《習近平總書記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人民日報，2014年9月27日，版1。
⑱《兩岸融合試驗區是高招》，王冠璽，中時電子報新聞網，2020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