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夢溪
拜登因為首先獲得超過270張選票，贏得2020美國大選，這仿佛讓搭載著中美關係、顛簸衝撞的戰車，忽然遇上緩衝地帶。過去兩年，中美關係激烈對抗，處於建交以來少見的困難時期。美方從貿易戰開始，不斷挑釁中國，激化兩國矛盾，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變本加厲。對此，儘管中方一直保持忍耐與克制，但面對美方逐漸升級的打壓攻勢，只能嚴厲對等還擊。於是，從圍繞新冠疫情的輿論戰到中美互關總領館，從相互制裁雙方官員再到媒體戰……這樣的外交纏鬥，在兩國正常對話渠道不通的情況下，讓兩國關係的危險性更增。
彼時彼刻，中方外交上對美的回擊，是對美國內右翼勢力的回應，是適度的和必須的。因為我們必須對國內和國際社會說明事實真相，指出美國的錯誤所在和彰顯立場。而現在，中美關係來到新的變化節點，兩國都應務實判斷形勢，及時調整政策，力爭讓兩國關係轉危為安。
根據各種關於拜登對華政策的分析，如拜登順利執政，中美關係存在緩和的可能，因為拜登對華將更加理性和克制，強力但聰明，但我們也要注意到，隨著中國實力不斷增強，中美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因此遏制中國是美國兩黨的共識，無論是誰在任上，美方對華態度都很難馬上產生根本性的改變。我們更不要忘記，在美國國內，有7100多萬張選票支持特朗普連任的事實。
所以，對中方而言，在中美對抗的大趨勢下，如何思考和設計之後中美關係的發展，需要我們運用哲學思維，尤其是掌握“鬥爭哲學”。中美的結構性矛盾是客觀存在的，有矛盾就有鬥爭，與此同時，兩國關係正處於緊要關頭。在中美關係的新節點，我們不只要敢於鬥爭，更要善於鬥爭來化解矛盾、尋求和平與合作，放之於中美關係，主要有以下四個方向。
首先，如何發展中美關係其根本是要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可以說，從中美決定建交至今，期間經歷了幾次台海危機、中國加入WTO、中美南海撞機等重要事件，這一路處理中美關係時，我們都是以服務國家發展戰略為根本，把握住這一方向，我們才能夠保持頭腦清醒和戰略定力，做出正確的戰略判斷和戰術決斷。鬥爭，要抓住主要矛盾，對我國來說，當務之急，是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高質量的發展規劃，需要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而不能沉浸在與美國的激烈對抗中，反而干擾了自己的發展節奏和跑偏了方向。
其次，中美競爭並非零和遊戲，要抓住機會擴大中美關係的合作面。中美的戰略競爭是兩國關係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中國方面來說，中國的發展是為了中國人民的福祉，作為人口大國，中國的發展也將惠及全世界，但中國從未以削弱美國實力或妨礙美國發展為目標，更無意取代美國的位置，因為我們深知，在全球化時代，中美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隨著中美競爭的加深，我們更要把握競爭的“火候”，防止競爭轉向衝突，我們要根據形勢需要，“把握時、度、效，及時調整策略”，擴大現在中美關係中的合作面，保證中美關係鬥而不破。接下來，在公共衛生、氣候變化、經濟復甦等議題上，中國都可以率先拋出橄欖枝，對美發出合作信號。此外，我們還要注重防止輿論被狹隘的民族主義綁架。
再次，在核心利益和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但要靈活管控兩國分歧。習近平總書記去年九月在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式曾明確了要鬥爭的五個“凡是”，劃定了五種關係到我國核心利益的、觸及到原則問題的紅線，強調必須堅決迎戰和戰而勝之。必須要指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是發展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中方在這些重大問題上沒有妥協空間，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不過，對於兩國的分歧，要汲取歷史智慧、靈活妥善管控。我們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比如，儘管此前美國右翼勢力主張全面打壓中國，但中方沒將其與其他美國政客和美國人民混為一談，而是重視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上的理性力量，勸說美方改弦更張。接下來，中美應盡快重建雙方在各領域的對話機制，幫助兩國增信釋疑，為緊張的雙邊關係加一層保護罩。
最後，要在中美關係的競爭與博弈中，找尋兩國關係的長期相處之道。鬥爭从来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們要在鬥爭中謀求合作，在鬥爭中爭取共贏。世界正經歷百年大變局，變局之下中美的競爭與關係的調整將更加劇烈。中國正穩健地走在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道路上，国家實力勢必不斷增長，我們把目光放長遠，要基於新的國家實力、國際地位和國際關係現實，在同一國際體系內向美國爭取崛起的空間和權利。我們要爭取既能維護我國的根本利益，又能解決美方的合理關切，同時符合世界和平發展的大方向的良性競爭，從而形成中國與美國在同一體系內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的新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