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怡 編譯
美國的政治衰敗，如何在特朗普時期加速
2014年撰文於「外交」（Foreign Affairs），我（譯注：原文作者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哀悼著政治衰敗紮根於美國，政府機構日益失能。「智識僵化、與萬年政客的權勢結合在一起，使得政府機構永無改革之日」，我寫道。「而且無法保證情況會大幅改變，倘若沒有令人驚訝的重大事件，衝著政治秩序而來。」
緊接著幾年，桑德斯（Bernie Sanders）、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崛起，似乎就是上述令人驚訝的重大事件。2016年總統大選期間，我重新檢視文中關於政治衰敗的問題，並欣然發現「光譜兩邊的選民都紛紛站出來，挺身反對他們視為腐敗、假公濟私的建制派，而這些選民也轉變為激進的局外人，盼望著淨化的政治」。然而我也警告，「民粹運動鬥士所兜售的解方，幾乎完全無法幫助時局；如果廣獲接受，會扼殺成長、惡化社會不滿，並讓情況變壞而非變好」。
事實上，美國人接受那些解方了—又或是說，至少有足夠的美國人接受，得以送特朗普入白宮。而情況也確實變壞了。美國惡化的過程以令人吃驚的速度持續著，規模也是當初無法預期的，這股態勢在例如1月6日暴民攻擊國會之際，達到頂點—這起叛亂事件是受美國總統所鼓動。
同時，造成這次危機的根本原因，仍舊未變。美國政府仍由有權有勢的精英團體所把持，這群人隨著自身利益制定政策、破壞政權的正當性。而系統仍舊太僵化以至於無法自行改革。不過上述情況卻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變形了；兩新興現象浮出，使情況惡化：一是新的通訊科技，使得用來實現民主的事實基礎消失了。二是兩黨政策差異一度是藍色（民主黨）、紅色（共和黨）的分明，而現在分得更清楚了，是由文化的身分認同來區分。
無法協調的差異
精英把持美國政府的情形，激怒了政治光譜的兩邊選民，照理說這會造成團結。不幸的是，兩邊的仇視對象卻大不相同。就左傾的人而言，那些有問題的精英是企業、資本主義利益團體—化石燃料公司、華爾街銀行、對沖基金富豪、共和黨大金主—這些團體的遊說行為與金錢，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反對任何類型的民主作為。就右傾的人，那些有害的精英是主流媒體、大學、支持「覺醒」意識形態的大企業（「覺醒」非常迥異於保守美國人的傳統或基督教價值）。即使有人認為在某些領域，左、右兩邊美國人的觀點會有重疊，例如雙雙都憂心大科技公司的權力；但即使如此，兩邊的擔憂也互不相容。藍色（支持民主黨）的美國指控推特、臉書鼓勵陰謀論與宣傳川普主義；而紅色（支持共和黨）的美國看這兩間公司，認為是無可救藥的偏頗、反對保守派到底。
美國政府系統的僵化，日益變得明顯、問題重重，但仍有優點。整體說來，憲法制衡功能發揮作用了：儘管川普努力要削弱美國政府機構的基礎，但是法院、官僚體系、地方政府官員，仍未讓特朗普得逞。最明確的例子，就是特朗普想推翻2020年總統大選的結果。美國的司法系統—多是川普任命的法官—拒絕縱容數十件川普陣營所提出的荒謬訴訟。共和黨官員例如喬治亞州州務卿，拉芬斯伯格（Brad Raffensperger）與其他監督該州選舉的官員，也挺身而出、力抗總統，因為他要求該州官員，非法翻轉自己在該州歷史性的敗選。
但制衡特朗普的，同樣也限制了未來任何的改革，針對系統的失能而言。所有重要缺失中數一數二的，就是共和黨的利多，這是拜選舉人團（Electoral College）制度、與參議院的結構所賜，讓共和黨即使在全國與州的普選票皆輸的情況下，仍把持權力。而鑑於通過、批准憲法修正案的門檻太高，使得修憲，例如廢除選舉人團制度，成為免談。而民主黨在參議院席次勉強過半，僅能奪去共和黨就一般議題的否決權，例如內閣人事的任命，但若要論及遠大的改革—例如哥倫比亞特區的州地位、抗衡共和黨「剝奪選舉權」的新「選舉權法」—勢必碰上共和黨的杯葛。總統當選人拜登（Joe Biden）（譯按：原文於1月18日刊登，拜登於1月20日就任）需要運氣、技巧，推動比較普通的立法，例如新紓困方案、基礎建設的花費。而眾議院民主黨去年所提的改革方案，可見結構轉型的改變，但基本上不會成功。（譯按：根據眾議院新聞稿，眾議院民主黨2020年9月提出 Protecting Our Democracy Act，意在防範未來總統濫權、恢復系統的制衡功能、加強究責制與透明度、保護美國選舉。）
自「政黨」至「邪教」
我（原作者：福山）在我2016年的文章說過，美國政治失能的根本，在於國家制衡機構與政治極化交互作用的方式，導致停滯、永無止盡的黨派惡鬥。之後，極化更深化、也更危險了。科技是原因之一；以往，機構例如主流媒體、政府，形塑大眾該相信什麼，但現在科技削弱了這項能力。今日，77%的共和黨人相信2020年的大選有重大舞弊，根據昆尼皮亞克（Quinnipiac）民調。有人說右派日益靠攏極權政治，這倒是適用於特朗普、以及許多縱容他的政客。但是上千萬的美國人投他一票並持續支持他，不是因為這些人討厭民主這個概念，而是因為在這些人心中，他們正在捍衛民主，並對抗民主黨，這個偷走總統大選的政黨。
解決科技所造成的上述問題，是未來重大挑戰。1月6日暴民攻擊國會後，推特、臉書封鎖特朗普的帳號，這個反應是對的；而就國家緊急狀態而言，這也是個合理的反應。煽動暴力與維護言論自由，完全是兩碼事。但就長期而論，讓私人企業自行做出如此有公共影響力的決定，有失正當。的確，當初美國讓這些平台變得這麼強大，就是極大的錯誤。而關於解決方案，前陣子兩位作者與我在「外交」的文章就建議，可以推廣「中介軟體」（middleware）公司，讓平台外包內容審查的工作給這些公司，如此可以削減平台的權力，也讓使用者更能掌控自己所遇到的資訊。該解決方案無法讓陰謀論消失，但卻能弱化平台權力，讓極端聲音不放大、小眾言論不沉默。
此外，令美國極化陷入無盡深淵的，就是以往的政策辯論，如今轉為身分認同之爭。1990年代，極化正開始，兩黨各自代表的美國，就稅率、健保、墮胎、槍枝、海外軍事行動的議題，互相反對。這些議題尚未消失，卻被身分認同問題、自身所屬團體所取代，這些團體因種族、族群、性別及其他社會標誌而定義。於是今日，政黨被政治部落所取代。
部落主義的崛起，共和黨中最可見。特朗普輕易就讓共和黨及其選民，放棄黨的核心原則，例如自由貿易、捍衛全球民主、反對獨裁。就在特朗普的精神官能症，與只顧自身利益深植黨之時，整個黨成為一人政黨。特朗普的任期內，何謂共和黨人，端看你對特朗普的忠誠度：倘若稍有不從、批評他的言行，你就出局了。這個現象的最高潮，就是共和黨在2020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拒絕平台討論，倒是確認了只要是特朗普要的，黨都會支持。這就是戴口罩、認真看待疫情的簡單作為，如何變得極度泛政治化。
上述種種，建構於地理、人口統計的明顯社會劃分之上，這社會劃分是2016年之後才浮現。如政治學家羅登（Jonathan Rodden）所舉出，支持與反對特朗普的最相關因子是人口密度。美國劃分為藍色（民主黨）城市與郊區，與紅色（共和黨）衛星城市與鄉下區域，這反映出就價值的極大文化分裂—許多國家也如是複製。
但結構因素無法完全解釋當今美國現象。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益普索（Ipsos）去年秋天的民調顯示，近4分之1的共和黨人相信「匿名者Q」（QAnon）陰謀論的詭異說法—也就是如民調所述，「某群崇拜撒旦的精英，主持走私兒童賣淫的集團，意圖控制我們的政治、媒體」。共和黨不再是個基於理念、政策的政黨，反而更像是個邪教。（譯按：匿名者Q：是極右翼陰謀論，認為美國政府內部，有個反對時任總統特朗普與其支持者的深層政府。這個理論最早出現於2017年10月，討論版中某個署名為Q的匿名用戶。）
部落主義也表現在左派，只不過方式較不明顯。身分認同政治在左派的誕生，是在1960、1970年代社會運動之後。以身分認同為基礎的社會動員，原本是反對歧視，針對種族、族群、性別、性向的歧視，結果演化而成，對左派來說，成為對群體認可的需求、群體差異的積極肯定。但基本上，藍色（民主黨）美國比起紅色（共和黨）美國更為分歧。因此拜登遭遇的，會是民主黨內因派系就議題，而產生的重大分裂，這在特朗普掌舵的共和黨中，從未發生過。
分裂的國家
拜登上任後，美國往何處去，目前不得而知。主要的不確定性，在於共和黨內會起什麼變化。就暴力攻擊國會一事，特7普與其擁護者實在是太過分，於是一些共和黨人終於公開表示與他分道揚鑣。政治上，川普任期並未讓共和黨變得強大：2017年共和黨拿下白宮、參眾兩院，如今失去了全部。但是對特朗普的崇拜，已經主宰整個黨到一個程度，即使轉變為暴力也不會讓人卻步。而可以想像的是，原本位居主流的共和黨人，若接受自己在野的事實、也了解黨需要結盟以在未來勝選，便能緩慢、平穩的重拾威信。亦或是，川普可以說自己是為國犧牲一切的烈士，以穩固在黨內的勢力。若發展至極，可以想像特朗普及其死忠支持者，變成地下的恐怖分子，使用暴力以反擊他們視為不合法的拜登政府。
一切會如何發生，對未來全球民主有重要影響。特朗普送給了俄羅斯總統普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份大禮：分裂的美國，自顧不暇、與自身的民主理念相矛盾。拜登拿下白宮、國會勉強過半，並不足以讓美國恢復國際地位：川普主義必須被徹底拒絕、去正當性，就像19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而為政府機構搭起常規的精英，必須振作、重新建立起自身的道德威信。那些精英能否再起、面對挑戰，決定了美國政府機構的命運—以及更重要的，美國人的命運。
【本文為編譯文章，原文作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1月18日為外交（Foreign Affairs）撰文，標題為Rotten to the Core?。福山為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民主、發展、法規中心的主任；著有：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