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法学会
388. 关于诉求变更引发的可受理性问题，已有丰富的国际司法实践，且国际性法庭或仲裁庭已确立了标准，主要涉及到是否有必要考察可受理性、变更后诉求是否具有可受理性、判断变更后诉求可受理性需参照提起程序时的原始诉求等方面。本案仲裁庭未尽责考察菲律宾诉求变更引发的可受理性问题，草率认定菲律宾变更后的诉求具有可受理性。
一、仲裁庭未尽责考察诉求变更引发的可受理性问题，甚至引导菲律宾修改诉求
389. 诉求的建构和内容在案件中占有核心地位。在实践中，国际性法庭和仲裁庭对诉求变更往往持谨慎态度，即使在被诉国未对诉求变更提出反对的情况下，也倾向于对诉求变更的可受理性进行审查。在争端一方不参与程序的情况下，这一责任不仅不应被减轻，反而应当更加受到重视。在不参与方对程序提出明确反对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390. 如果被诉国参与程序，它对起诉国的诉求变更可能持反对或不反对的意见。在被诉国明确反对的情况下，尽管这种反对并不必然导致新诉求不可受理的后果，但对于变更后的诉求，国际性法庭或仲裁庭必须考察其可受理性问题。这一做法为国际司法实践所确认。
391. 在被诉国参与程序但未对起诉国的诉求变更提出反对的情况下，国际性法庭或仲裁庭同样会审查变更后诉求的可受理性问题。如在“加勒比海领土和海洋争端案”（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2007 年）中，尼加拉瓜在请求书中请求国际法院就两国的争议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定单一海洋边界，然而在最终诉求中增加了判定争议海域内岛屿和沙洲归属的请求。[1]法院认为，尼加拉瓜这一请求变更至少在形式上构成新的诉求。[2]尽管洪都拉斯就此没有提出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3]法院仍然依照国际司法实践所确立的标准对尼加拉瓜这一变更后诉求的可受理性进行详细分析，最后判定变更后的诉求“固有地存在于有关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在加勒比海的海域划界的最初诉求中”，因而具有可受理性。[4]
392.可以想象，一旦被诉国决定不参与程序，它往往不会就诉求变更等具体程序性问题提出反对。但鉴于诉求内容在案件中的核心地位，不参与程序的被诉国对诉求变更的意见应推定为反对。有学者认为，一旦争端一方决定不参与程序，“积极参与方的诉求就被冻结了，不能再作修改”。[5]还有学者认为：
相对于争端一方在参与程序过程中的“不反对”行为，不参与司法程序而未提出反对更加值得重视。前一情形下，一方没有回应可解读为默认；但后一情形下，默认并非唯一的解释，事实上它是最不可能的解释。[6]
393.即便对不参与程序的被诉国立场不作反对的推定，国际性法庭或仲裁庭仍应考察起诉国诉求变更引发的可受理性问题。在上述“加勒比海领土和海洋争端案”中，“庭内不反对”并没有削弱考察可受理性的必要性。同理，“庭外不反对”也不应认为是削弱了这种必要性。鉴于被诉国不参与程序，国际性法庭或仲裁庭应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更有必要对变更后的诉求进行可受理性审查，以充分保障不参与方的合法权利。
394.无论如何，中国在本案中已经明确表示不接受、不参与仲裁，反对推进仲裁的一切做法，这当然包括对诉求的修改。中国自始就表明了不接受和不参与这一仲裁案的立场。中国政府于 2015年 2月 6日明确表示“中国反对提起和推进仲裁程序的任何做法，反对所有要求中国答复的程序或步骤问题”，[7]并于2015 年7 月1 日重申“反对提起和推进仲裁程序的任何做法，不接受包括庭审程序在内的一切安排。”[8]对于仲裁庭征求中国意见的所有事项，中国的意见均应理解为反对。
395. 仲裁庭本应按照国际司法实践所确立的标准来审查菲律宾变更后诉求的可受理性问题。然而，仲裁庭从《管辖权裁决》到《7 月12 日裁决》并未尽责考察这一问题，甚至通篇看不到仲裁庭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关注。
396. 暂且不论全盘接受菲律宾多次对其诉求进行重大变更的问题，更有甚者，仲裁庭还积极作为，引导并协助菲律宾对其诉求进行修改。例如，在仲裁庭的建议下，菲律宾第11 项“最终诉求”扩大了指控中国违背《公约》下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义务的地理范围。在2015 年11 月的实体问题庭审中，仲裁庭通过提问示意菲律宾对第11 项和第12（b）项诉求进行修改，将黄岩岛和仁爱礁以外区域的海洋环境问题纳入诉求，并问菲律宾是否要这么做。菲律宾当即表示“是，我们要”，并对第11 项诉求作出重大修改，纳入华阳礁、永暑礁、南薰礁、赤瓜礁、东门礁和渚碧礁的海洋环境问题。[9]仲裁庭和菲律宾在诉求变更问题上的互动暴露了仲裁庭对菲律宾的偏袒，事实上仲裁庭是在充当菲律宾辩护律师和诉讼策略顾问的角色，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二、仲裁庭无视判断新诉求可受理的一般标准，自创门槛极低的模糊标准且未予善意适用
397. 仲裁庭制定的《程序规则》第19 条规定：“在仲裁程序过程中，如果得到仲裁庭的允许，一方得修改或补充其书面状文”。菲律宾可按照第19 条的规定对其诉求作出修改，但这并不意味着修改后的诉求自动或必然具有可受理性。在这个问题上，国际司法实践已确立了一致的标准，仲裁庭应该根据这些标准考察菲律宾变更后的诉求的可受理性问题。398. 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当事方变更其诉求从而产生新诉求的情况并不少见。国际法院认为，一项诉求是新诉求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否定该新诉求的可受理性，[10]决定因素是“［新］诉求与提起程序的请求书所表述的诉求之间联系的属性”。[11]
399.国际法院在“瑙鲁磷酸盐岛屿案”（瑙鲁诉澳大利亚，1992年）中提出，要确定在诉讼过程中引入的新诉求是否可受理，法院需要考虑它是否“尽管在形式上是一个新诉求，但所涉诉求可以视为实质上被包含在最初的诉求中”。[12]法院同时认为，要认定新诉求实质上已经被包含在最初的诉求中，“它们之间仅仅存在一般性联系是不够的”。[13]那什么联系足够呢？国际法院重申其在“柏威夏寺案”（柬埔寨诉泰国，1962年）和“渔业管辖权案”（联邦德国诉冰岛，1974年）中的观点，即“补充的诉求必须已经隐含在请求书中”，[14]或“必须‘直接源于作为请求书主题事项的问题’”。 [15]
早在“比利时商业公司案”（比利时诉希腊，1939年）中，常设国际法院就认为“法院原则上不能允许在请求书中提交给法院的争端经诉求修改而转变成性质不同的争端”。[16]国际法院在“加勒比海领土和海洋争端案”
（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2007年）中也强调，新诉求“不能改变请求书所界定的争端的事项”，否则新诉求不可受理。[17]
400.国际海洋法法庭在“路易莎号案”（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诉西班牙，2013年）中适用了上述国际法院的法理，指出任何新诉求必须“直接源于或隐含在请求书中”才具有可受理性；[18] “虽然后面的书面状文可以阐明请求书中的用语，但它们绝对不能超出请求书中所提出的诉求的界限。简言之，通过请求书提交给法庭的争端不能被转变成性质不同的争端”。[19]
401.本案中，仲裁庭在两份裁决中对国际司法实践所确立的有关标准未予以援引，但提出“所提议的修改有关或附带于菲律宾的最初诉求”这一新标准。[20]仲裁庭对这一自创新标准未进行阐释。这一新标准看起来只要求变更后的诉求与最初诉求之间存在一般性的联系，远低于国际司法实践所确立的“隐含在”请求书中或“直接源于”请求书事项的标准。如前所述，国际法院已明确指出，存在“一般性联系”并不足以证明新诉求实质上已被包含在最初诉求中。
402.实践中，假如起诉国的新诉求由于某些理由而不具可受理性，而国际性法庭或仲裁庭在处理其他诉求时又必须处理新诉求所涉事项，那么法庭或仲裁庭只能在推理部分讨论这些问题，而不能将其写入判决主文。在“柏威夏寺案”（柬埔寨诉泰国，1962年）中，柬埔寨在其请求书和诉状中提出两项关于柏威夏寺地区主权归属的诉求，[21]此后在庭审和最终诉求中就相关地图的法律效力、柬泰两国在该地区的边界线、泰国归还相关财产之义务等提出新的诉求。[22]国际法院认为，提交给法院的争端的主题限于柏威夏寺地区的主权分歧；只有当两国在该地区的边界线和相关地图效力[23]可为判决提交给它的唯一争端提供理由时，它才可以考虑这些问题。最终，法院只在推理部分处理两国在该地区的边界线和相关地图效力问题，未在判决书主文中予以处理。[24]而关于柬埔寨要求泰国归还相关财产的新诉求，法院认为这并不构成最初诉求的扩大，而是“隐含在”且“产生于”主权主张中，并对此作出判决。[25]
403.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诉求变更发生在管辖权决定作出后，国际性法庭或仲裁庭通常会对变更后诉求的可受理性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因为这种变更可能影响管辖权决定的基础。关于诉求变更对管辖权的影响，常设国际法院在“比利时商业公司案”（比利时诉希腊，1939年）中指出，“完全改变提交案件的基础可能会影响管辖权”。[26]国际法院在“艾哈迈杜 ·萨迪奥·迪亚洛案”（几内亚诉刚果民主共和国，2010年）中同样指出，起诉国在被诉国提交辩诉状后提出实质性的新诉求将损害被诉国的“基本程序权利”。该案中，被诉国针对起诉国请求书的可受理性提出初步反对意见，国际法院于 2007年专门就此作出判决。随后，起诉国在提交的答辩状中提出了新诉求，国际法院在实体问题判决中审查新诉求的可受理性时指出：
因为如上所述，新诉求是在答辩状阶段提出来的，被诉国无法对它提出初步反对意见。……被诉国提出初步反对意见的权利，即法院需要在就实体问题开始辩论之前作出判决的反对意见，……是一项基本程序权利。如果起诉国在辩诉状之后提出一项实质性的新诉求，即使被诉国仍可对可受理性和管辖权问题提出并非初步反对意见的反对意见，这样也就侵犯了被诉国的这项权利。[27]
404.该案中，国际法院结合其他情况，最终判定起诉国提出的新诉求不可受理。[28]国际海洋法法庭在“赛加号”（二号）案（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诉几内亚，临时措施，1998年）中也强调：“当事一方诉求的变更只有在不损害另一方作出反应的权利情况下才可以被允许。”[29]
405.本案中，仲裁庭在《管辖权裁决》中认定其对菲律宾提出的 7项诉求有管辖权，同时明确菲律宾其他诉求的管辖权涉及不具有完全初步性质的事项，将在实体问题阶段一并处理。之后，在实体问题庭审最后，仲裁庭允许菲律宾在“最终诉求”中对已确定有管辖权的诉求，以及需要把管辖权问题与实体问题一并处理的诉求作出重大修改，例如：
关于第11 项诉求，仲裁庭在《管辖权裁决》中认为它有管辖权。然而，仲裁庭虽承认“在2015 年11 月30 日前”菲律宾的第11 项诉求“一直限于”在“黄岩岛和仁爱礁”的海洋环境问题，[30]但仍允许菲律宾变更此项诉求，将其他区域的海洋环境问题纳入。
关于第14 项诉求，仲裁庭在《管辖权裁决》中决定将管辖权与实体问题合并审议，因为“仲裁庭对这些问题的管辖权取决于仁爱礁的法律地位”和“中国在仁爱礁及其附近活动的具体情况以及这些活动是否具有军事性质，最好和实体问题一起审查”。[31]然而，菲律宾在实体问题庭审中对第14 项诉求作出变更，显然菲律宾变更后的诉求已超出仲裁庭在《管辖权裁决》中对这一诉求所需处理事项的认定，增加了新的内容。
关于第1 项和第2 项诉求，仲裁庭在《管辖权裁决》中认为菲律宾的第1 项诉求要求考虑中国所主张的任何历史性权利与《公约》规定的相互关系。[32]菲律宾在最终诉求中将“《公约》允许”的海洋权利限定为“《公约》明文允许”的海洋权利。“《公约》允许”与“《公约》明文允许”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直接涉及菲律宾诉求的范围和性质，并且对仲裁庭管辖权的范围和实体问题审理有不同的影响。仲裁庭对菲律宾的这一诉求变更没有进行讨论。然而，在《7 月12 日裁决》中，仲裁庭尽管表面上没有按照“《公约》明文允许”行事，但实质上完全是依据“《公约》明文允许”审理并作出裁决。
406. 仲裁庭在作出管辖权裁决后，允许菲律宾在“最终诉求”中作出
重大变更，未尽责考察菲律宾变更后诉求的可受理性问题，实际上损害了
不参与仲裁程序的中国的合法权利。
三、仲裁庭错误将菲律宾 2014年“修改的权利主张说明”作为最初诉求
407.判断新诉求的可受理性，需要将新诉求与最初诉求进行对比。根据国际司法实践，最初诉求应以起诉国提起程序时提交的法律文书中的诉求为准。
408.国际法院在“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解释和适用案”（利比亚诉英国，1998年）中指出，判断新诉求的可受理性，应将新诉求与起诉国提起程序时提交的请求书中的诉求进行对比。利比亚提交请求书的日期是“决定请求书可受理性的唯一相关日期”。[33]国际法院在“艾哈迈杜 ·萨迪奥·迪亚洛案”（几内亚诉刚果民主共和国，2010年）等案件中明确指出，判断新诉求的可受理性，应将新诉求与起诉国提起程序时提交的请求书中的诉求进行对比；[34]尽管“诉状可以对请求书的内容进行阐述，但不能超出后者界定的诉求范围”。[35]法院还依此推断，“提交诉状后进行的诉求修改，不能改变请求书所界定的争端事项”。[36]
409.除了可受理性，起诉国提起程序的时间及提交的法律文书对于确定国际性法庭或仲裁庭的管辖权同样至关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法律的确定性和正当司法。国际法院反复指出，“法院的管辖权通常必须按照启动程序文件的提交日期予以判定”。[37]国际法院指出：
必须强调，决定在法院起诉的国家应当精心确定起诉时已满足法院管辖权的所有必要条件。如果未能如此，无论这些条件是否在其后满足，原则上法院必须根据起诉时存在的条件对管辖权问题作出决定。[38]
410.本案中，菲律宾于 2013年 1月 22日通过提交“仲裁通知和权利主张说明”提起仲裁，这一日期应被视为菲律宾提交“请求书”的日期，菲律宾的“仲裁通知和权利主张说明”应被视为“请求书”，界定了本案仲裁庭应予处理的“争端”及其事项的范围。在没有中国同意的情况下，仲裁庭允许菲律宾修改诉求，从而扩大其在“权利主张说明”中提出的争端及其事项的范围，是错误的。[39]菲律宾在“权利主张说明”中所提诉求应被视为最初诉求。然而，仲裁庭错误将菲律宾 2014年 2月 28日“修改的权利主张说明”中的诉求视为菲律宾“最初诉求”，并认为菲律宾 2014年 3月 30日诉状是对这些最初诉求进行“提炼和概括”。[40]这一做法导致仲裁庭在管辖权、可受理性、争端的确定和定性等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例如，菲律宾在“修改的主张说明”中增加关于仁爱礁的诉求，即请求仲裁庭宣布仁爱礁是构成菲律宾在《公约》第六部分项下的大陆架的一部分的水下地物，中国阻止菲律宾船只进入仁爱礁，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权利，要求中国停止在仁爱礁上的活动。这明显扩大了最初诉求的范围。
[1]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between Nicaragua and Honduras in the Caribbean Sea (Nicaragua v.
Honduras), Judgment, I.C.J. Reports 2007, p.659, at paras.104-107.
[2] 同上注，第 109段。
[3] 同上注，第 116段。
[4] 同上注，第 108-115段。
[5] Geneviève Guyomar, Le défaut des parties à un différend devant les juridic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Librairie gènè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R. Pichon et R. Durand-Auzias, 1960), p.194，引自 H.W.A. Thirlway, Non-Appearance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01.
[6] H.W.A. Thirlway, Non-Appearance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02.
[7] 《管辖权裁决》第64 段。
[8] 《7 月12 日裁决》第51 段。
[9] Merits Hearing Tr. (Day 4), pp.169-170.
[10]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2, p.624, at para.109,援引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between Nicaragua and Honduras in the Caribbean Sea (Nicaragua v. Honduras), Judgment, I.C.J. Reports 2007, p.659, at para.110.
[11] 同上注，援引 Ahmadou Sadio Diallo (Republic of Guinea v.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0, p.639, at para.41.
[12] Certain Phosphate Lands in Nauru (Nauru v. Australia),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92, p.240, at para.65.
[13] 同上注，第 67段。另见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2, p.624, at para.110.
[14] 同上注，援引 Temple of Preah Vihear (Cambodia v. Thailand), Merit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62, p.6, at 36. 另见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2, p.624, at para.110.
[15] 同上注，援引 Fisheries Jurisdictio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 Iceland), Merit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74, p.175, at para.72. 另见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between Nicaragua and Honduras in the Caribbean Sea (Nicaragua v. Honduras), Judgment, I.C.J. Reports 2007, p.659, at para.110.
[16] The “Société Commerciale de Belgique”, Judgment of 15 June 1939, PCIJ, Series A/B, No.78, p.160, at 173.
[17]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between Nicaragua and Honduras in the Caribbean Sea (Nicaragua v. Honduras), Judgment, I.C.J. Reports 2007, p.659, at para.108. 另见 Ahmadou Sadio Diallo (Republic of Guinea v.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0, p.639, at para.39.
[18] The M/V “Louisa” Case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v. Kingdom of Spain), Judgment, ITLOS Reports 2013, p.4, para.142，援引 Certain Phosphate Lands in Nauru (Nauru v. Australia),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92, p.240, at para.67.
[19] 同上注，第 143段。
[20] 《7月 12日裁决》第 820段。
[21] Temple of Preah Vihear (Cambodia v. Thailand), Merits, Judgment of 15 June 1962, I.C.J. Reports 1962, p.6, at 9.
[22] 同上注，第 10-11页。
[23] 同上注，第 14页。
[24] 同上注，第 36页。
[25] 同上注，第 36页。
[26] The “Société Commerciale de Belgique”, Judgment of 15 June 1939, PCIJ, Series A/B, No.78, p.160, at 173.
[27] Ahmadou Sadio Diallo (Republic of Guinea v.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0, p.639, at para.44.
[28] 同上注，第 47页。
[29] The M/V “SAIGA” (No.2) Case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v. Guinea),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11 March 1998, para.33.
[30] 《7 月12 日裁决》第818 段.
[31]《管辖权裁决》第411 段。
[32] 同上注，第398 段。
[33] Questions of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1971 Montreal Convention arising from the Aerial Incident at Lockerbie (Libyan Arab Jamahiriya v. United Kingdom),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98, p.9, at para.44.
[34] See Ahmadou Sadio Diallo (Republic of Guinea v.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0, p.639, at para. 39;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between Nicaragua and Honduras in the Caribbean Sea (Nicaragua v. Honduras), Judgment, I.C.J. Reports 2007 (II), p.659, at para.108.
[35] Ahmadou Sadio Diallo (Republic of Guinea v.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0, p.639, at para.39.
[36] 同上注。
[37]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the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Bosnia and Herzegovina v. Yugoslavia),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96, p.595, at para.26; Questions of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1971 Montreal Convention arising from the Aerial Incident at Lockerbie (Libyan Arab Jamahiriya v. United Kingdom),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98, p.9, at para.44;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Croatia v. Serbia),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C.J. Reports 2008, p.412, at para.79.
[38]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Croatia v. Serbia),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C.J. Reports 2008, p.412, at para.80.
[39] See 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Cameroon v. Nigeria: Equatorial Guinea intervening), Judgment, I.C.J. Reports 2002, p.303, at paras.3-5. 在该案中，国际法院基于被诉国的同意，允许起诉国提交附加申请扩大诉求争议范围。
[40] 《管辖权裁决》第 19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