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高院首席大法官Artemio V. Panganiban
費中平譯
總統發言人哈里·羅克對法圖·本蘇達的聲明“不屑一顧”(更像是虛張聲勢)，國際刑事法院(ICC)首席檢察官在她最後一天(6月14日)的任期內表示:“對[這裏]情況的初步調查……已經得出結論，(她)請求司法授權進行調查。”
羅克（Roque）稱這一聲明“在法律上是錯誤的……出於政治動機……(而且)沒什麼大不了的”，總統“絕不會合作”，因爲這只是“道聽途說……在法庭上不能立足”。
在其支持下，外交部認爲本蘇達的虛張張口“令人深感遺憾”，並且“公然違反了互補性原則……”它補充說，“應該允許由司法部長格瓦拉（Menardo Guevarra）領導的跨部門小組(審查毒品戰爭)完成”其工作。
總統的批評者欣喜若狂。全國人民律師聯盟的艾德·奧拉利亞(Edre Olalia)嘲諷道，“事實上，正義總會在某個地方，以某種方式存在。前面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們會堅持到底。”國際特赦組織祕書長艾格尼絲·卡拉馬德(Agnes Callamard)贊同道:“法圖·本蘇達的宣佈對成千上萬的家庭來說是一個希望的時刻……哀悼那些在政府所謂的‘反毒戰爭’中喪生的人。”
爲了揭開這種虛張聲勢和人們的反應的神祕面紗，我們有必要簡要介紹一下國際刑事法庭。《羅馬規約》是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條約，規定了其結構、管轄權、程序和被告的基本權利。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俄羅斯和美國都不是《羅馬規約》的簽署國。
國際刑事法庭是唯一一個被授權審判和定罪個人，而不是懲罰國家的永久性國際法庭。它有四個主要機構:主席團(由波蘭的彼得·霍夫曼斯基擔任)、司法司(由預審分庭、審判分庭和上訴分庭組成)、檢察官辦公室和書記官處。
與此不同的是，國際刑事法院的案件不是由被害者個人的“申訴”開始的。律師不能作為自訴人出庭。唯有檢察官辦公室才能起訴案件。
只有在以下情況下，檢察官辦公室只能在以下3種情況下，方始能進行初步“調查”：(1)由成員國提交，(2)由聯合國安理會提交，或(3)經預審分庭授權。在最後一種情況下，檢察官辦公室首先進行初步審查，以確定是否存在“情況”，即《羅馬規約》應懲罰的罪行是不是在一個國家裡發生。如果獲得預審分庭授權，檢察官辦公室可以對“情況”負有責任的個人提起訴訟。
需要強調的是，個人只能對以下情況承擔責任:(1)《規約》所列出的罪行；(2)在成員國境內或成員國國民在任何地方犯下的罪行；（3）當一個國家是或曾經是成員時：（4）前提是沒有“互補性”。
互補性意味着國際刑事法庭只有在有關成員國“不願或無法起訴”的情況下才會採取行動。因此，如果當地“合法”的調查、起訴和審判已經或正在進行，國際刑事法院將不會干預。
讓我們應用這些概念和原則。法圖·本蘇達已“確定……在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3月16日期間…在菲律賓……反毒戰爭背景下……犯下了危害人類的謀殺罪”，甚至“……早在2011年11月1日巳觸犯了。”
通過仔細張貼日期，本蘇達希望滿足所有的要求，除了互補性仍然是一個問題。是以，外交部要求允許格司法部長瓦拉的工作隊來完成工作，毫不奇怪。
總統的訴訟豁免權是否表明政府“不願意或不能起訴？”是的，但當總統任期結束時，豁免權即告終止。約瑟夫·埃斯特拉達在任職後被指控犯有搶劫罪。
總而言之，拋開政治和法律不談，我認為本蘇達的虛張聲勢是一個重大的飛躍，但更多的障礙，比比皆是。對罪犯提出指控、逮捕、審判和可能定罪的進展將取決於：（1）初審分庭如何評估（2）新任首席檢察官卡里姆漢（英女皇著名御用律師）如何跟進本蘇達的線索（3）警詧和檢察官如何展示他們工作的“合法性”和“真實性”；以及（4）最高法院和整個司法機构如何維護其獨立性和完整性。
譯自菲律賓每日詢問報27-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