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國日報》Grenville Cross
譯者按：以下是格倫維爾·克羅斯律師（Grenville Cross中文名：江樂士）在6月30日星期四舉行的新加坡商會（香港）午餐會上的發言稿，全文編譯如下：
非常感謝你們的候補主席傅光燊（Jacky Foo）邀請我今天向你們講話，並分享我對當前問題的看法。 當Jacky 第一次邀請我時，我有點吃驚，因為我不確定一位律師和檢察官是否有很多話要說，這對商業界有什麼價值，但他說服了我。 畢竟，香港的法律制度對任何在這一地區做生意的人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應該更好地理解香港的法律制度，尤其是當一些動機不太好的人有時會輕視香港的法律制度時。 自1997年以來，香港的發展一直以其基本法為基礎，基本法是體現鄧小平“一國兩制”施政政策的傑出工具。 這項政策規定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在50年內保持不變，為1997年的城市生活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尤其是在法律安排方面。 畢竟，香港最大的資產一直是法治，自1997年以來，法治一直處於其發展的前沿和中心。 該市的法律制度不僅激發了當地居民的信心，他們經常利用法律制度，而且還為商界提供了穩定和前瞻性規劃所需的確定性，通常涉及中國大陸。 過去25年來，香港已發展成為法律和仲裁服務中心，這對那些希望利用中國市場的人來說是天賜之物。 事實上，根據倫敦瑪麗女王大學（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2021國際仲裁調查，香港的仲裁法遵循國際慣例，位居世界第三。 根據香港的“一國兩制”政策，案件當事人享有特殊的優勢，例如，他們可以向內地法院申請在香港仲裁機构管理的香港仲裁程式中採取臨時措施。 通過《基本法》，以普通法為基礎的法律體系得以維持（第8條），香港仍然牢牢地融入了普通法世界的傳統。 《基本法》（第八十五條）規定了獨立的司法機构，這確保了審判的公平進行、訴訟當事人享有公平的競爭環境，以及在審理案件時尊重基本法律原則。 雖然在1997年之前，司法獨立只是一個慣例問題，但由於《基本法》，它現在在憲法上已經根深蒂固，這有助於確保司法機构的地位。 此外，令人鼓舞的是，根據《基本法》（第三十九條）和《香港國家安全法》（第四條），載有公平審判保障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其重要性無論怎樣估計都不為過。 例如，它有助於確保在任何性質的審判中保持最高的刑事司法標準，並確保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公平對待被指控犯罪的人。 事實上，在《國家安全法》一開始就規定，不僅“在維護國家安全時應尊重和保護人權”，而且《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應依法受到保護”。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密切參與，有助於確保公正的審判結果，並保障任何被判有罪的人的上訴權。 雖然有時國外對我們的法官有責備，特別是在他們處理國家安全案件時，但這些都經不起仔細審查。 法官在履行職責時，受司法誓言的約束，這要求他們“維護法律，公正執法，無畏無懼”。 他們都是由行政長官根據一個獨立委員會的建議任命的，該委員會由首席大法官擔任主席，並根據他們的法律能力、專業地位和個人誠信進行挑選。 儘管一些人聲稱國家行為者正在削弱司法獨立性，但內部人士知道這些建議是虛假的。 正如香港第一位1997年後首席大法官李國能（Andrew Li Kwok nang）在2022年6月15日討論前25年時所解釋的那樣，“我可以說，在這段時間裏，沒有任何干擾法官應如何裁决的案例，也沒有任何干擾司法任命過程的案例”。
香港法律進步的一個核心特徵是在1997年設立了香港終審法院，《基本法》賦予了它終審權，現在它主持著香港的法院和法學。它由本地常任法官和來自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非常任法官組成，這本身就很不尋常，他們集思廣益，推動了法治的發展。在過去的25年里，這些法學家不僅指導了城市的法律財富，而且還為他們的法院建立了無可挑剔的資歷。他們的判決，有時涉及商業問題，一直受到高度贊譽，並經常被世界上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贊許地引用。儘管反華勢力試圖通過針對非常任法官來破壞 “一國兩制 “政策，他們希望通過國家安全法迫使這些法官辭職，但他們沒有取得什麼進展。
雖然確實有幾位海外法官辭職，但絕大多數來自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和英國的法官為了香港的最佳利益，決定不理會這些壓力，他們的理由很有啓發性。2019年加入法院的英國Lord (Jonathan) Sumption在2021年指出，國家安全法 “保障人權”，海外法官將 “通過參與香港法院的工作更好地服務於正義事業”。此外，2022年6月16日，加拿大前首席法官貝弗利·麥克拉赫林（Beverley McLachlin）在2018年被任命為法院第一位女性法官後，宣佈她打算繼續留任，並解釋說 “法院完全獨立，以我在加拿大習慣的方式運作”。她隨後補充說：”沒有政府的影響，如果有，我也不會在那裡。”當然，這讓香港的每個人都感到放心，即使這是那些整天試圖破壞這個城市的海外人士最不想聽到的事情。
當然，任何司法管轄區允許外國法官在其最高法庭任職幾乎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出有哪個主要的普通法管轄區會出現這種情況。例如，在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新加坡或英國都沒有發生這種情況，而中國在香港支持這種做法，是對香港法律制度的極大信任。這表明中國政府決心確保香港仍然是一個全球性的城市，與普通法世界相聯繫，同時也表明中國政府願意在安撫本地人方面多走一步，因為有些人認為海外法學家的存在是一種安慰，並增強了他們對司法系統的信心。雖然到目前為止，所有的海外法官都來自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和英國，但沒有理由不在未來擴大範圍，邀請來自印度、馬來西亞或新加坡的知名法官來任職。
儘管如此，終審法院的成功，無疑是香港的法律安排被國際上的客觀觀察者給予如此高評價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世界正義項目的法治指數是世界上關於法治的原始、獨立數據的主要來源，而它對香港的評價一直很高。該指數涵蓋了139個國家和司法管轄區，它根據全球普通公眾和國內法律從業人員和專家的經驗和看法來衡量法治情況。在2021年的指數中，香港排名第19位，被稱為 “對法治的強烈堅持”，這在2019-20年的失敗叛亂之後意義重大，說明瞭這個城市的復原力。
雖然我不能代表你們說話，但我想，當商業界的每個人在考慮未來25年時，司法機構的力量一定會讓他們深感欣慰。畢竟，私營企業要想成功，就需要有效的法律機制、政治穩定和盈利的機會。如果爭端需要解決，案件必須由經驗豐富、瞭解商業運作並能取得公正結果的司法機構來處理，而這正是香港擅長的一個領域。此外，香港的反腐敗制度也很有名，這就是為什麼世界銀行2021年的全球治理指標中，香港在 “控制腐敗 “類別中，在209個被評估的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5，在亞洲排名第二。
因此，我相信，由《基本法》維持的法律制度不僅適合於目的，而且更有能力迎接未來25年的挑戰。與新加坡一樣，香港是一個普通法司法管轄區，而且是中國唯一的一個，這一點不會改變。事實上，在2022年6月16日，即將上任的行政長官李家超將他的顏色牢牢地釘在桅桿上，宣佈 “我們對法治和司法獨立的承諾是不可動搖的”。然後，他補充說，用今天在座各位應該產生共鳴的話說，法治 “是對香港的信心以及我們作為國際金融和投資中心的長期繁榮和穩定的關鍵”。這一點再清楚不過了，對於任何對香港未來發展方向懷有憂慮的人來說，這肯定是一種安慰。
香港法律體系的另一個組成部分當然是其法律專業，它完全有能力為商業界提供任何可能需要的法律服務，包括在大灣區。考慮到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進一步融合，在2020年引入了一些安排，使通過特別資格考試的香港律師能夠在大灣區的九個大陸城市處理民事和商業案件（包括訴訟）。2021年，有600名香港律師參加了該考試，據說通過率很高，本月將再次進行該考試。該計劃由司法部監督，獲得 “GBA律師 “資格的人可以受雇於內地律師事務所，或受雇於在內地九個城市經營的香港/澳門律師事務所和內地律師事務所的合伙協會。因此，本地律師有了新的機會，這不僅對法律界有利，而且對任何想在大灣區做生意的人也有利。
我已經提到了企業對政治穩定的需求，讓我說說在2019-20年的事件之後，如何確保了這一點。當然，那是香港的一個創傷性時期，有一些想破壞中國的人一致試圖破壞 “一國兩制 “政策。當抗議運動及其武裝力量在街頭製造混亂時，他們在立法會的同情者使立法會的運作癱瘓了六個多月，使政府的工作停頓下來。儘管抗議運動中的許多人希望激起北京的武裝干預，但中央當局意識到了什麼，並且足夠聰明，沒有落入為他們設置的陷阱。在最初階段，由警察、檢察官和法官來維護法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警察部隊顯然缺乏使局勢規範化所需的法律工具，這意味著 “一國兩制 “政策面臨真正的危險。
然而，一旦中央當局在2020年頒布了《國家安全法》，並在2021年改革了選舉安排，將愛國主義置於優先地位，很明顯，潮流已經轉向，城市已經安全。雖然整個經歷是創傷性的，但也是宣洩性的，敵對勢力再也不可能在街頭製造混亂，政治破壞者也不可能滲透到政治體中，這顯然是值得歡迎的。 雖然現在不是詳細考慮《國家安全法》的時候，但可以說的是，大多數地方都有國家安全法，香港的法律遠比許多其他地方的法律溫和，而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是重人權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其應用中被放在首位。
事實上，儘管香港僅次於英國的第16名和新加坡的第17名，但它遠遠領先於許多西方司法管轄區，如法國的第23名、美國的第27名和希臘的第48名。很明顯，這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排名，司法部門有資格獲得大部分的榮譽。這顯然是對司法機構自1997年以來所取得的所有成就的認可，尤其是在捍衛法治、維護法律標準和抵制那些一心想要破壞 “一國兩制 “政策方面。
無論如何，《國家安全法》只針對希望傷害香港和整個中國的個人，無論是通過分裂、顛覆、恐怖主義，還是與外國行為者勾結，它絲毫不影響商業環境和商法的運作。相反，香港規範商業和商業交易的實體法沒有改變，法院根據《基本法》對商業糾紛的裁決的管轄權沒有受到影響（第19條），民事和商業訴訟的程序規則繼續確保正當程序。任何關於企業可能無意中違反《國家安全法》的說法都是錯誤的，因為四種罪行的要素都有明確規定。此外，在提起訴訟之前，必須始終有一個有罪的行為和一個有罪的心態，而所有嚴重罪行都存在的證明犯罪意圖的要求，不能僅僅通過疏忽來滿足。
《國家安全法》所做的是恢復和平與穩定，而這對商業始終是至關重要的，它現在為商業界提供了前進所需的信心。雖然新法只有兩年時間，但它的實際好處是有目共睹的。自兩年前實施以來，在香港通過首次公開募股籌集的資金超過了6500億港元（在2020年7月至2022年4月的22個月內），與前兩年相比（在2018年9月至2020年6月的22個月內），增長了30%以上。 而自實施以來，港股的日成交額超過了1500億港元（在2020年7月至2022年4月的22個月內），這比實施前的12個月（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高出60%。再次，香港銀行系統的存款總額在2022年3月達到15.3萬億港元，與2020年6月實施前的情況相比，增加了約10%。
我認為，這些都是一個城市反彈的標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香港再次成為世界上最友好的商業環境之一。我想這就是為什麼2022年6月15日出版的《2022年世界競爭力年鑒》根據其政策和對可持續發展的關注，在全球63個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的年度排名中，香港以94.89分（滿分100分）位列第五，比2021年的第七位有所上升。雖然新加坡排名第三（對此很多人表示祝賀），但香港遠遠領先於美國（第10名）、德國（第15名）和英國（第23名）等。很明顯，如果香港仍然被混亂所吞噬，這個排名是不可能的，而穩定的回歸保證了它的地位。我可以在這裡提到，新加坡通過其《國內安全法》，也有一個非常有效的國家安全制度，這有助於其在近代取得驚人的經濟和其他成就，兩地的成就顯然有相似之處。
此外，弗雷澤研究所在其 “2021年世界經濟自由度年度報告 “中，再次將香港列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鑒於最近的問題，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成就。我認為，這表明這個城市的基本面仍然良好，包括，例如，它的自由貿易政策，它的銀行和金融服務，它的外匯市場，它的資本自由流動，它的證券交易所（2021年是全球第四大IPO籌資市場），它的航空設施和集裝箱港口，以及它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商業中心的作用。 它還享有與中國大陸和世界其他地區的良好連接，而且這一點不會改變，遠遠不會。
由於香港未來的成功和繁榮與國家發展密切相關，更大程度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它與深圳一起，將成為推動跨境貿易、創業和投資的 “核心引擎”。根據中國目前的五年計劃（2021-2025年），北京正在支持香港加強其傳統的努力，包括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但它也鼓勵香港在其他領域實現多元化，包括成為國際創新和技術中心。目前，香港為中國提供了一個世界窗口，並作為外國投資進入大陸的橋梁，經常被描述為 “超級聯繫人”，而在中國即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時候，這顯然是一個很好的地位。
早在2003年，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就為這一目標奠定了基礎，它為本地和外國公司開放了進入內地的早期市場准入。最近的CEPA修正案為服務行業提供了便利，特別是對希望在大陸建立企業的服務供應商和專業人士來說，這無疑有助於促進香港和大灣區之間的進一步融合。商業人士多年來一直與中國大陸打交道，而現在我們將看到來自其他行業的人，包括IT專家和律師，越來越多地參與進來，我覺得幸運會眷顧勇敢的人。
的確，在《國家安全法》和選舉改革之後，經濟一體化的步伐無疑會加快，這將為香港帶來商機。在深圳，基礎設施建設蓬勃發展，前海合作區預計將於2025年建成，其發展計劃旨在促進香港與它的技術和商業聯繫。自2010年以來，前海已發展成為加強香港和深圳之間合作的基地，並為香港企業和人員推出了優惠措施。到2020年，超過10,000家香港企業在前海註冊，而超過10萬名前海永久居民在那裡進行商業活動或就業。此外，2021年9月6日，前海計劃被公佈，這將使該區擴大七倍。該計劃考慮在未來十年進行制度創新、開放和發展現代服務業，而香港的參與是至關重要的。擴大後的前海將比香港島大1.5倍，預計它將在很大程度上利用香港的專業服務。
迄今為止，經常被忽視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發展是前海的司法系統的進展。例如，它允許在前海註冊的香港、澳門、台灣和外國企業在簽訂民事或商業合同時，與對方商定選擇適用的法律，而香港法律是一種選擇。此外，由深圳國際仲裁院設立的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正在採用國際商業規則，允許港澳台和外國法律專業人士提供仲裁服務。截至2020年5月，來自香港的調解員已經調解了617起商業糾紛，而來自澳門、台灣和其他地方的調解員調解了35起。我建議，這對任何計劃利用前海蓬勃發展的機會的公司來說是非常好的消息，但這絕不是全部。
在他的競選宣言中，李家超還強調了香港需要盡快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而且這種情況出現的可能性很大。2022年1月，香港申請加入RCEP，其15個成員，包括新加坡，已經是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之一，在2021年佔香港商品貿易總額的70%以上，在2020年佔香港服務貿易總額和投資總額（包括內向和外向直接投資）的約60%。如果像我們希望的那樣，香港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加入RCEP，這將有助於鞏固其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時進一步融入區域產業鏈。
此外，香港的貨物、企業和服務行業將受益於RCEP制度，包括原產地規則、關稅優惠、市場准入承諾和簡化的海關程序，這將降低企業的貿易成本，提高競爭力。加入RCEP後，香港將承諾更加開放，從而吸引更多來自其他成員的外來投資，而區域服務貿易和電子商務的增加將為香港創造更多的商業機會。因此，李家超的新政府和商界顯然必須在不久的將來共同規劃如何以最佳方式實現加入RCEP的預期利益。
2021年7月，在美國總統拜登發佈 “香港商業咨詢”，警告美國公司在香港做生意的危險之後，香港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非常明確地表明瞭自己的立場，值得稱贊。它解釋說，”這個城市作為一個國際商業中心可以發揮關鍵作用”，而且它仍然是 “東西方之間貿易和金融流動的一個關鍵和充滿活力的促進者”。此外，2022年1月18日，美國商會在一項會員調查後披露，41%的公司領導人對香港的商業前景持樂觀態度，29%的公司計劃在未來兩年擴大投資，而且 “大多數人認為香港作為全球樞紐具有競爭力”。美國商會主席塔拉-約瑟夫（Tara Joseph）評論說，”香港總是在充滿挑戰的時期之後更新和調整重點”，她是完全正確的。這就是為什麼，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21年6月宣佈，香港的金融體系仍然具有抵御未來金融衝擊和危機的能力，指出 “銀行部門仍然資本充足，有利可圖，不良貸款率仍然很低”。 憑借其健全的財政政策、穩健的制度框架和市場基礎設施，在我看來，香港在踏入下一個25年的時候，擁有健全的金融基礎設施。
熟悉香港的人可以證實，香港的基本優勢使其經歷了順境和逆境。事實上，投資推廣署署長Stephen Phillips最近解釋說，這些優勢包括友好的商業環境、位於亞洲中心的便利地理位置、有吸引力的稅收制度、自由開放的資本和信息市場，以及基於普通法的法律體系，是一個國際法律和爭端解決中心的理想選擇。他還可以補充說，這個城市也是亞洲最安全的生活和工作場所之一。鑒於這些屬性，北京繼續將香港視為該國通往全球資本的窗口，而且隨著中國經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我認為這顯然是個好地方。2016年，前省長彭定康說，”從來沒有人在賭香港的時候賺過錢，香港通常會站在爭論的正確一邊，當然也會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這一次，他說得很對。
然而，在短期內，香港盡快向國際旅行開放邊界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正是它的連接性使這個城市對中國的發展如此重要。一個全球金融中心需要開放，否則它就會輸給其他地方。我非常希望新政府將緊急審查其選項，因為必須恢復正常的商業活動。一旦實現了這一點，我對長期發展抱有很大希望，而且令人欣慰的是，北京現在已經表示，它希望 “一國兩制 “政策在2047年之後繼續實行。這畢竟是鄧小平一直以來的設想，這不僅對香港人，而且對世界商業界都是令人振奮的消息。
格倫維爾 ·克羅斯（Grenville Cross中文名：江樂士）是一名英籍高級律師和法律教授，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檢察院院長。
本文的英文原文是“HKSAR 25th anniversary: Business and rule of law“刊於本網站：https://phchrn.com/2022/06/30/hksar-25th-anniversary-business-and-rule-of-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