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唐永紅
【摘要】中國大陸、台灣地區、美國各方之間的主要矛盾，以及各方在台海所能投射的實力大小與實際上所投射的力量強弱的對比，形塑著台海局勢的總體樣貌與演變走向。在美國對華戰略根本性改變、台灣社會生態結構性質變與民進黨當局大陸政策敵對取向的背景下，企圖“以台制華”的美國反華勢力與企圖“倚美謀獨”的“台獨”分裂勢力，更加頻密日益強化地勾連利用，嚴重損害中國核心利益，已成新常態。近期，美國主要考慮在落實遏制、打壓中國崛起的戰略競爭企圖與獲取維持中美邦交關係所帶來的巨大現實利益目標之間進行平衡，打“台灣牌”以中美不攤牌、不斷交為限度；在擾亂中國發展的和平環境、消耗中國國力的同時，墊高與中國討價還價以獲得更多現實利益的籌碼。美國視台灣為棋子，既不會與台灣建交，更不會出兵護台，“台獨”分裂勢力及民進黨當局因此在“台獨”分裂道路上不敢碰觸《反分裂國家法》所劃定的紅綫，不會越過中國大陸的底綫，但會強化“漸進性台獨”分裂策略。中長期中，由於中美結構性矛盾在美式文化和認知看來難以調和，而台灣在美國構建的“第一島鏈”及亞太戰略布局中的地緣價值，以及在挑起台海戰爭以遏制中國大陸崛起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因此，美國武裝台灣、拉幫結派、排兵布陣一旦得以完成，準備好與中國大陸攤牌斷交之時，必將進一步視台灣為其核心利益，與台灣“建交”并利用企圖“倚美謀獨”的“台獨”分裂勢力挑起台海戰爭，將是大概率事件。遠期看，台灣問題與中美結構性矛盾解決之後，中美關係將依據問題與矛盾解決的結果而重建。
引言
衆所周知，台海局勢及其演變，主要源於台灣社會生態結構性變化造成的海峽兩岸之間的主要矛盾性質變化，并且深受基於中美矛盾與兩岸矛盾的美國對台政策的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台灣社會內部矛盾及其演變的影響。而中國大陸、台灣地區以及以美國為首的域外勢力等各方在台海所能投射的實力大小與實際上所投射力量的強弱對比，決定著台海局勢的總體樣貌與演變走向。
現實中，正是各種矛盾與力量及其交互作用中形塑著台海局勢，但由於台灣方面力量弱小，大陸方面期望穩定但底綫堅定，因此，企圖“以台制華”的美國反華勢力與企圖“倚美謀獨”的“台獨”分裂勢力的勾結行動，實乃台海局勢演變的關鍵性變量，將會給中國帶來風險。然而，崛起的中國大陸在台海所能投射的實力已具有相對的優勢，因而已經牢牢把握著兩岸關係發展的主導權與主動權。
一、基於中美結構性矛盾與美國對華戰略的觀察
從美國對華戰略與政策走向觀察。衆所周知，近40年來，中國大陸不斷崛起，并有超越美國之勢，客觀上相應導致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與游戲規則的逐漸改變。2010年以來，中國大陸經濟總量超越日本躍居全球第二位，并逐漸快速拉近與美國的距離。戰略與利益之爭，加上中美之間在文化理念、價值標準、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發展道路層面的固有分歧，這讓當前的中美關係不僅面臨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之爭，而且面臨著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戰略利益之爭的雙重結構性矛盾。
而基於霸道文化,“你強大了就是對我不利”的認知，美國認定中國大陸的崛起總體上不利於美國的霸權戰略與國家利益，并認為前期的旨在和平演變中國大陸的接觸交流政策總體上失敗了，更認為中美之間存在的上述雙重結構性矛盾總體上是難以調和的矛盾，特別是當前在謀求最大化獲取中美邦交關係帶來的現實利益的同時，必須設法有效遏制中國大陸的崛起勢頭。
因此，以2017年底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8年初的《國防戰略報告》為標志，美國明確把中國大陸作為其第一位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對華戰略與政策因此從先前的旨在和平演變中國大陸的接觸交流政策，根本性地改變為了旨在遏制、打壓中國大陸的戰略競爭政策。而且，基於美國的文化與認知，中美之間的這一戰略競爭實質是戰略對抗，不分出高低上下的結果是不會停止的。
為此，美國正在基於實力利用各種機會與條件，不僅自己以打“組合拳”的方式，而且將中美利益衝突拉高到國際社會意識形態的對抗。企圖以“國際聯盟”（包括形成利益聯盟與價值聯盟）圍毆方式，包括推動“北約亞太化”，也勾連和利用與中國大陸有矛盾的國家及地區，采取“離岸平衡”策略，包括訴諸“台灣牌”等各種籌碼與條件，從內部分化到外部聯盟，不斷強化對中國大陸的遏制、圍堵與打壓。 中美雙重結構性矛盾雖然難以調和，但中美相互可以毀滅對方的實力，讓奉行國際現實主義的美國不得不放棄直接訴諸軍事戰爭的解決之道，不得不采行“冷戰”策略，包括尋求代理人戰爭，例如台海戰爭，以達成其戰略競爭的目的。而現實中的中美關係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經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巨大利益暫時難以割捨，在當前的諸多國際事務中又多離不開中國大陸的合作。但這種現實層面的利益與合作顯然無法從根本上化解中美之間的根深蒂固的難以調和的結構性矛盾。
由此觀之，預期既有合作也有競爭更有對抗的中美關係，在近期、中期與遠期的歷程中會呈現出不同的發展樣態。近期，中美關係因全球化形成的利益關係將維持鬥而不破的局面；中期，中美關係因難以調和的結構性矛盾有可能破局；遠期，“修昔底德陷阱”問題解決之後中美關係將會重建。
在中美戰略競爭分出勝負之前的漫長過程中，美國基於自身的實力條件與準備情況，會在各個方面陸續展開更加激烈的競爭與對抗。近期，鑒於現實中的中美邦交關係帶來的巨大的現實利益不能忽視，在美國還沒有準備好與中國大陸攤牌斷交之前，奉行現實主義的美國對華戰略對抗會以中美不斷交為限度，不會讓中美關係破局，而會在戰略目的與現實利益之間尋求平衡。因此，當前美國不得不采行接觸與遏制并舉、既接觸但更多遏制的政策取向，并企圖通過強化遏制從接觸中獲得更多的現實利益。從中長期看，在對華的戰略競爭與對抗過程中，為了自己的核心利益，為了在對華戰略競爭與對抗中勝出，一旦美國做好了與中國斷交的準備，美國有可能會對華徹底攤牌，導致中美關係斷交。
事實上，目前美國正在為遏制中國發展與將來的攤牌加緊準備。一方面，為了麻痹中國，為戰略布局爭取時間，并避免東西兩綫作戰（無論是冷戰還是熱戰，美國都難以承受東西兩綫同時作戰），美國會主動尋求接觸對話并承諾“四不一無意” (即不尋求打“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對中國進行戰略忽悠與欺騙，以免中國支持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并趁機以武力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打破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布局，嚴重削弱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但與此同時，美國說一套做一套，正在加緊拉幫結派構築反華聯盟，除了采取單邊的遏制措施，還包括在雙邊層面強化與中國大陸有矛盾的國家及地區的同盟或合作關係（包括打“台灣牌”），構築美英澳AUKUS三邊安全機制、美日印澳菱形同盟四邊機制，強化與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的五眼聯盟，推動“北約亞太化”。
從美國對台政策走向看。衆所周知，美國對台政策係基於美國自身利益考慮，主要服務於美國對華戰略的需要。隨著對華戰略的根本性改變，美國對台政策也相應發生重大改變。鑒於“台灣牌”乃是性價比最高的一張牌，美國因對華戰略競爭與對抗的需要與強化，而需要并會強化打“台灣牌”。既企圖“以台制華”助力戰略遏制目的，也企圖墊高與中國大陸討價還價的籌碼以獲取更多的現實利益。為誘使“台獨”勢力及台灣當局甘當馬前卒與棋子，達成“以台制華”的戰略遏制目的，美國正在并會進一步釋放“友台”言論與行動，讓“台獨”勢力及台灣當局認為美國有支持“台灣獨立”、實現美台關係正常化的可能性，甚至讓“台獨”勢力及台灣當局認為中美關係有破局的可能性而美國有出兵保護台灣的可能性。
二、基於台灣社會生態質變與兩岸主要矛盾性質的觀察
而在台灣方面，民意調查及歷次“大選”的結果都顯示，近30年來，台灣社會生態特別是其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已然發生了幾個重大質變：一是政黨發展方面，在“國退民進”的量變中實現了從“國強民弱”到“國弱民強”的質變；二是意識形態方面，在“藍消綠長”的量變中實現了從“藍大綠小”到“藍小綠大”的質變；三是國家認同方面，在國家認同疏離的量變中實現了從“兩岸一國”到“一中一台”的質變；四是統獨意願方面，在“統消獨長”的量變中實現了從“追求統一”到“追求獨立”的質變；五是統獨力量方面，在“統消獨長”的量變中實現了從“統大獨小”到“統小獨大”的質變。
台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的上述質變，意味著民進黨等綠營政治勢力不僅有可能在台灣島內長期執政，而且必將憑藉民意支持并藉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進一步在島內外大搞“台獨”分裂活動。事實上，2016年5月以來，民進黨當局不僅拒不接受“九二共識”，而且大搞“台獨”分裂活動，阻礙兩岸交流合作，更勾連美國等國際反華勢力威脅中國大陸的安全、阻礙中國大陸的發展，已經嚴重損害國家在領土、主權、安全、發展等層面的核心利益。台灣生態質變與台灣當局大陸政策的敵對取向也已造成兩岸之間主要矛盾性質質變，從先前爭奪國家代表權的內部矛盾，演變為分裂國家領土及主權（謀求“獨立”）與維護國家領土及主權（追求統一）的敵我矛盾。
但島內“台獨”分裂勢力和台灣民進黨當局，內心一直很清楚以下幾個事實：要“台獨”分裂，大概率就要面對台海戰爭；而內心深處希望台灣“獨立”分裂的台灣民衆多數並不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地去實現“台獨”分裂，多希望實現“和平台獨”分裂；台灣民衆除非確信開戰能勝，否則將不願戰爭，且不支持讓台海和平生變的台灣當局執政。台灣靠自身實力無法“保台”、“拒統”、“謀獨”，得依靠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華勢力的支持；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華勢力為了自身利益奉行國際現實主義，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大陸及其軍事實力、以及維持與中國大陸的邦交關係所帶來的巨大的難以忽視的現實利益,輕易是不會支持“台獨”走完最後一里路的。他們不會與大陸斷交，更不會出兵護台。
三、基於台美勾連走向的觀察
一直以來，“台獨”分裂勢力及民進黨當局希望依靠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華勢力“拒統”、“謀獨”、“保台”，但難以指望得上。當前，美國亟需打“台灣牌”以遏制、圍堵與打壓中國大陸的崛起。這讓一直期望得到美國支持的“台獨”勢力及民進黨當局看到了一種可能的機會。為了獲得美國支持，“台獨”勢力及民進黨當局不僅甘當美國棋子與馬前卒，還企圖當棋手，呼籲形成聯盟，并主動離間中美關係，企圖促成中美關係破局，企圖把打“台灣牌”的美國徹底拉下水，使其不得不出兵護台。
美國向來奉行的是國際現實主義，也基於自身利益考量而選擇行動。美國會基於現實主義與利弊得失而權衡如何打“台灣牌”及打何種“台灣牌”。當打某種“台灣牌”帶來的弊大於利時，美國就不會考慮或者會停止打這樣的“台灣牌”。現實中，美國如何打“台灣牌”，主要考慮在落實遏制、打壓中國崛起的戰略競爭企圖與獲取維持中美邦交關係所帶來的巨大現實利益之間進行平衡。一方面試圖“以台制華”，助力戰略遏制目的的達成；另一方面，企圖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以從中美邦交關係中獲得更大的現實利益。 近期看，美國打“台灣牌”會以中美不攤牌、不斷交為限度，因此也就不會與台灣建立所謂邦交關係。這就是對華實行戰略競爭政策的美國，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宣稱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獨”的原因所在。美國奉行國際現實主義，在台海用兵沒有優勢之前，就更不會出兵保護台灣了。畢竟，在中國大陸已然崛起的今天，美國已經不再是決定兩岸能否統一的主要力量，中國大陸已經牢牢把握著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和主動權。正如蘭德公司等美國智庫多次兵棋推演的結論，儘管中國在總體軍事實力方面還無法抗衡美國，但在台海等近海作戰，美國已經沒有優勢。實際上，如果中國大陸當前要用武力方式打擊“台獨”勢力并解決台灣問題，即便美國出兵護台，也已無濟於事。這也是美國維持所謂“戰略模糊”而不願明確承諾出兵護台的一個主要原因所在。事實上，在軍事實力不濟情形下，為了恐嚇海峽兩岸不要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所謂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意指大陸方面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台灣方面進行法理“台獨”），為了防範被台灣當局完全拖下水而造成美國在台海問題上的被動局面，維持所謂“戰略模糊”，實乃當前美國的最優現實選擇。
在這種情形下，台灣方面深知，台灣并非美國的核心利益，而衹是其的一張牌、一枚棋子；而美國是定然不會冒著犧牲與中國大陸維持邦交關係的巨大利益、犧牲美國民衆的生命去出兵護台的，最多衹是輿論上譴責、經濟上制裁、外交上脅迫、武器上支持。因此，“台獨”分裂勢力及台灣當局在“台獨”分裂道路上不敢碰觸《反分裂國家法》所劃定的紅綫，更不會越過中國大陸的底綫，不會走完最後一里路。但它們會積極運用黨政資源進行“漸進性台獨”分裂活動，在島內社會繼續“去中國化”，在兩岸場域繼續威脅、破壞人文社會交流，在國際場域繼續勾連反華勢力以謀求“台獨”分裂，繼續配合美國打“台灣牌”的需求以遏制大陸發展。這必然會繼續造成海峽兩岸的對抗并升級。
中長期看，基於美國的霸道文化與“你強大了就是對我不利”的認知，中美結構性矛盾難以調和，中美戰略競爭不得出結果不會停止的態勢，中美關係因此將很可能破局。特別是美國在對華開展日益激烈的“冷戰”的同時，很可能尋求代理人戰爭，除非中國完全接受美國的無理要求。但謀求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的中國是不可能接受美國的無理要求的。可以預期，隨著中國大陸的日益崛起，在美國看來，台灣在美國構建的“第一島鏈”及亞太戰略布局中的地緣價值，在挑起台海戰爭以遏制中國大陸崛起的作用，將是不能忽視的。屆時，美國很可能會進一步視台灣為其部分核心利益，而加以利用和“保護”。而在“拒統”、“謀獨”、“保台”方面有求於美國的“台獨”分裂勢力與民進黨當局，又最有可能成為美國對華“熱戰”的代理人。因此，一旦美國武裝台灣、拉幫結派、排兵布陣得以完成，在國際事務中可以騰出手來集中處理中美矛盾、準備好與中國大陸攤牌斷交之時，美國進一步視台灣為其核心利益的一部分，與台灣“建交”并挑起台海戰爭，就將是大概率事件。
而此時，美國會否出兵護台，端視中國大陸對戰爭的態度而定。在確保美國本土安全的情形下，為達成目的，美國出兵他國是常態性的選擇。在美國看來，雖然美國一國與中國大陸在台海用兵作戰沒有優勢，但及早強力武裝好台灣，讓其有進攻大陸的能力，并與其他反華勢力形成聯盟采取集體行動，就可以與中國大陸一較高下。在這種情形下，島內“台獨”分裂勢力與台灣當局就很可能會在“台獨”分裂道路上走完最後一里路，就敢碰觸《反分裂國家法》所劃定的紅綫，就會越過中國大陸的底綫，從而引致台海戰爭。
畢竟，正如《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與中國共產黨二十大報告對台論述所展現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有著追求祖國統一的堅定意志和堅強決心。“台獨”勢力與反華勢力相互勾連損害中國主權和分裂中國領土的行徑必將遭到毀滅性打擊。這也是白皮書與二十大報告所闡述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新時代推進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立場和政策。
結語
綜上可見，面對難以調和的中美結構性矛盾與美國對華戰略的根本性改變，面對敵對性的兩岸主要矛盾與台灣當局大陸政策取向，中國大陸需要審時度勢，思考與采行確保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得以實現且代價與成本最小化的戰略與策略。特別是需要把握好國家統一與國家發展的關係，包括其優先次序。就國家統一議題與國家發展議題的優先次序而言，實踐中需要加以辯證處理：當國家發展還具有和平的外部環境，當台灣問題不構成國家發展的障礙，可以堅持國家發展優先；反之，當國家發展不再具有和平的外部環境，當台灣問題已構成國家發展的障礙，當及時解決台灣問題，先行實現國家統一，以便為國家發展與民族復興掃除障礙，有效維護國家發展與民族復興的和平環境，并讓國家發展輕裝前行，從而儘早實現民族復興。
事實上，美國西方等外部勢力向來奉行國際現實主義，當他們還沒有準備好與中國大陸攤牌斷交、面臨與中國大陸的邦交關係帶來的巨大現實利益、面臨中國大陸在台海投射的難以匹敵的強大實力與能力，他們就不會與台灣“建交”，更不會出兵“護台”，最多就是如前所述的輿論上譴責、經濟上制裁、外交上脅迫、武器上支持。而一旦台灣問題得以解決，國家統一得以實現，台灣對美國西方等外部勢力失去了利用價值，他們為了自身利益就會正視現實，主動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的。屆時，重建的中美關係不僅將是正常化的邦交關係，而且將是更加有利於國家發展與民族復興的中美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