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華早報》David Dodwell
去年，在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慶祝印度脫離英國統治獨立75週年之際，他呼籲印度“主宰世界”。本週早些時候，再次在紅堡，他提到了“Amrit Kaal”——機遇之門打開的關鍵時代。
他的“改革、執行、轉變”口號包含了遠大的夢想。他可能還在夢想着1870年前的那些寧靜日子，那時印度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最強大的兩個經濟體。
但是夢想並不能制定計劃。在莫迪執政的9年裏，他推動印度躋身世界最強大經濟體之列的計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計劃。
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最近一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報告中提醒我們，大約10年前，已故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Lee Kwan Yew)曾表示，印度永遠不會趕上中國，將永遠是“未來之國”。李說:“不要把印度和中國相提並論”——向那些看到印度緊咬中國腳跟、希望阻礙中國崛起而爲印度歡呼的人發出挑戰。
公平地說，在經歷了幾十年的停滯和失望之後，莫迪政府的經濟表現還算不錯。自2014年以來，印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平均每年增長約6%，去年達到9.1%的歷史最高水平——考慮到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帶來的動盪和世界許多地區的衰退，這一增長令人印象深刻。
但如果印度想要擺脫過去經濟的束縛，就需要進行大範圍的結構性改革。其中包括種姓製度、官僚摩擦、難以理解的稅收規則、對當地商業巨頭的長期保護以及世界上最高的進口關稅。
任何一個從如此低的起點崛起的國家都必須認識到，要達到李光耀所認爲的與中國平起平坐的水平，都需要幾十年的時間——這沒什麼好羞愧的。高盛上個月預測，到2075年，中國將成爲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57萬億美元)，印度(52.5萬億美元)將超過美國(51.5萬億美元)。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阿爾溫德•帕納加里亞(Arvind Panagariya)也有類似的預測。他最近在《時代》(Time)雜誌上計算出，如果印度的實際GDP在本世紀40年代之前保持8%的年增長率，在那之後保持5%的年增長率，如果美國繼續保持2%的平均年增長率，那麼印度將在2073年超過美國。
這些都是很大的“如果”，即使對那些有足夠勇氣做出半個世紀後預測的人來說也是如此。大量數據表明，印度正走向一條更爲單調的軌道。根據艾利森在《外交政策》上的說法，早在2000年，中國和印度的經濟規模都不到2萬億美元。中國用了5年時間才達到這一標準，印度用了14年。去年，印度經濟總值爲3.4萬億美元，僅爲中國18.3萬億美元的零頭。
印度需要多年的強勁經濟增長才能在經濟重要性上趕上中國，任何奇蹟般的思維或“中國+ 1”投資都不可能加速這一進程。
此外，許多其他重要的經濟指標仍然存在問題。2000年，印度約佔全球製造業的1%，而中國爲7%。到去年，印度佔全球出口的比重已升至3%，而中國爲31%。2000年，印度僅佔全球出口的1%，中國佔2%。到去年，中國佔全球出口的15%，而印度佔2%。
熱衷於印度的人慶祝印度人口的年輕，但忽略了這樣一個現實:當他們受教育程度低甚至不識字時，這是一個問題，而不是一個優勢。爲了容納他們，印度必須在2030年前創造大約9000萬個新的就業機會。
艾利森提醒我們，中國培養的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合格畢業生的數量是印度的兩倍，研發支出佔GDP的比例幾乎是印度的三倍，並且擁有全球65%的人工智能專利(印度爲3%)。
正如彭博社(Bloomberg)今年4月指出的那樣:“在基礎設施、官僚作風、對細節的關注，甚至緊迫感等對製造業至關重要的關鍵方面，印度遠遠落後於中國。”
尋求“蹣跚中國”敘事的印度支持者受到蘋果(Apple)及其主要臺灣製造商富士康(Foxconn)等公司的鼓舞，這些公司已試探性地在印度投資，但忽視了它們面臨的挑戰，以及中國仍是它們主要製造基地的現實。
他們忽視了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哈雷戴維森(Harley-Davidson)和花旗銀行(Citibank)等公司的退出，以及其他許多計劃被擱置的公司。他們傾向於爲在華潛在投資的蓄意障礙而歡呼，即使中國是一個天然的合作伙伴，合作的好處是巨大的。
與其懷抱統治世界的夢想，印度的政策制定者應該開放經濟，認識到即使印度不能超越中國，它仍然可以成爲全球經濟的巨大推動力，從而使我們所有人受益。中國和印度加起來佔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佔全球消費階層的三分之一，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佔全球消費支出的四分之一。
21世紀可能不是印度的世紀，但幾乎可以肯定是亞洲的世紀。華盛頓需要接受這一點，或許新德里也需要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