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Henry Mance

2010年,《自然》雜誌請專家們預測他們所在領域未來十年的發展。谷歌的研究主管大膽地說,到2020年,大多數搜索查詢將是口頭的,而不是輸入的。一位哈佛大學的遺傳學家說,納米存儲設備將利用細菌導航地球磁場的能力。

這時彼得·圖爾欽(Forecaster Peter Turchin)走上前來。作爲一名生態學家,他做出了或許是最大膽的預測:未來十年“可能是美國和西歐日益不穩定的時期”。他的模型顯示,不穩定性可能在“2020年左右”飆升。

那是2010年2月,在佔領華爾街和阿拉伯之春之前;茶黨是新鮮事物,唐納德·特朗普只是一個電視明星。然而,在2020年,騷亂和示威活動確實急劇上升。與其他專家不同,圖爾欽的觀點似乎是正確的。

彼得·圖爾欽的預測不僅僅是動盪的一年,而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危機。“這些高度不穩定的時期通常會持續很多年。五年很短;10到15年是最典型的期限。”

如果他是對的,我們還沒有走出困境——因爲我們還沒有解決最大的問題: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財富一直從窮人流向富人。這種“財富泵”讓底層的人感到沮喪。“兩年的低通脹不會解決這個問題。”

與此同時,處於頂層的人變得太多了。太多的富人——Turchin以Michael Bloomberg和彼得·圖爾欽為例——爭奪有限的政治權力。太多的大學畢業生大材小用。“讓這些國家垮臺的是精英內部的內鬥。”現在,特朗普是“反精英”。統治階級“真的把一切都扔給了他”,Turchin說,他列舉了過多的訴訟。

“問題是宏觀暴力是否會爆發。”所謂宏觀暴力,他指的是真正的宏觀暴力:內戰、革命、政治分裂、領土分裂或外國入侵。“在10%至15%的情況下,當社會陷入這些危機時,它們確實避免了(宏觀暴力)……我的預測不是百分之百,我們會得到這些東西之一。”

與彼得·圖爾欽見面時,我不確定自己面對的是一臺人類超級計算機,還是一臺恰好在2020年停擺的時鐘。“這可能只是運氣使然,”他很有吸引力地表示贊同。像大多數現代先知一樣,他依靠科學的誘惑。在他的《末日》一書中,他認爲人類社會受制於普遍規律,就像他作爲生態學家研究的昆蟲種羣一樣。

彼得·圖爾欽是一位持不同政見的蘇聯物理學家的兒子,1977年被莫斯科驅逐出境,他說話帶有濃重的俄羅斯口音。他精確的方法常常被令人窒息的細節所掩蓋。他的基本假設是,社會存在於一個整合(凝聚力)然後是解體的循環中,最終以危機告終。這個循環大約每200年重新開始一次。

“從以前的麻煩時期過去了幾代人。精英們忘記了這一點,開始以有利於自己的方式重新配置經濟。”

在中世紀,精英們被訓練成殺手。現在只有很小一部分人上西點軍校

爲了更精確地預測解體,圖爾欽追蹤了一些趨勢,比如精英階層的規模、黨派之爭的程度,以及工資中位數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後者是引發民衆不滿的一個因素。在美國,這種趨勢曾兩次惡化:內戰前和上世紀70年代以來。

與此同時,彼得·圖爾欽認爲暴力事件每50年發生一次——在美國,大約是1870年、1920年、1970年和2020年(但不是1820年)。同樣,這在一定程度上與記憶有關:在暴力事件之後,第一代人學會了和平,但第三代人已經忘記了風險,並再次選擇暴力。

彼得·圖爾欽試圖梳理出危機是如何產生和結束的,他建立了一個數據庫,收錄了從青銅時代到20世紀的近200次危機和接近危機的事件。

他的方法與歷史主流格格不入,也與人類社會差異太大、依賴於環境而無法形成整齊模式的普遍假設背道而馳。憤世嫉俗者可能會將他的模型總結爲:好時光不會永遠持續下去。

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對錯誤的未來預測並不陌生,他抱怨道,彼得·圖爾欽的方法“在進行短期預測時不是很有用”。Turchin說各種各樣的未來都是有可能的,他是承認了模型的侷限性,表現出學術上的嚴謹性呢,還是說他給自己開了一張逃脫牢獄之苦的通行證?

我問他對不穩定的預測是否完全正確。儘管2020年美國的騷亂和示威活動確實有所增加,但他引用的其他指標——私刑和暗殺——並沒有增加。他表示:“我們的警察是鎮壓(城市暴力騷亂)的一支非常有效的力量。”他堅稱,宏觀暴力仍有可能爆發。

在《終結時代》一書中,彼得·圖爾欽說美國人“嚴重低估了我們所生活的複雜社會的脆弱性”。然而,最近他提出,複雜的社會是有彈性的。他說,這是在對歷史記錄進行進一步分析之後得出的結論。

“真正深度的崩潰正變得越來越罕見……我們更有可能用不那麼暴力的方式來解決危機……在中世紀,精英們被訓練成殺手。現在只有很小一部分人上西點軍校。”

在現代,精英們有時能避免最壞的結果。彼得·圖爾欽認爲,從19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英國經歷了幾十年的不穩定,但通過廢除食品關稅、擴大選舉權和允許工會,避免了革命。在圖爾欽看來,這些措施有助於解決不穩定的根本原因:1750年至1800年間,實際工資一直在下降。

上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富有的美國人控制了自己的權力,接受了超過90%的所得稅稅率。但如今的精英——圖爾欽指的是最富有的10%——不願效仿。“我們又回到了鍍金時代盛行的非常相似的態度。”

哪個社會更接近宏觀崩潰:俄羅斯還是美國?“絕對不是俄羅斯。”外部壓力使這個國家團結起來,他說。俄羅斯的經濟不平等不是比美國更嚴重嗎?不,Turchin說。自入侵烏克蘭以來,工人與職位空缺的比例“對工人非常有利”,因爲人們逃離烏克蘭或被徵召入伍,移民減少,工業生產增加。

葉夫根尼·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失敗的起義是“一次很好的壓力測試”。每個人都反對他。毫無疑問,美國現在的處境要危險得多。”圖爾欽願意用冷酷的、非道德的術語來討論社會的命運,這讓人有些不安。

如果個人的選擇是重要的,那麼Turchin預測社會的希望似乎註定要失敗。在《末世》一書中,他說人們“嚴重高估了統治者的權力”。最近,他表示,無私的領導人可能會拯救美國於災難之中。是哪一個?“隨着社會走向危機,個人可能無法發揮太大作用。一旦你進入危機,軌跡就不那麼確定了……我認爲羅斯福很重要。”

喬·拜登(Joe Biden)還是特朗普(Trump)獲勝,當然重要嗎?“不完全是,因爲他們都不會關閉財富泵。”拜登對工會的支持“很重要,因爲幫助關閉財富泵的一個方法是給工人更多的權力”。但他沒能提高最低工資,也沒能控制移民。“人們認爲移民搶走了他們的工作可能是錯誤的,但他們確實這麼認爲,在一個民主國家,你爲什麼要惹惱別人?”

“我確信我們高估了個人的重要性。(弗拉基米爾)普京受到高度限制……讓我們忘掉偉人吧。讓我們談談地緣政治因素。”

圖爾欽認爲,如果沒有普京,烏克蘭戰爭也會發生,因爲俄羅斯精英感到受到了北約的威脅。此外,俄羅斯將贏得“幾乎是一個數學上的確定”,因爲它有更多的能力生產152毫米和155毫米炮彈,這些炮彈可以擊破開放的戰壕。(聖安德魯斯大學(St Andrews university)戰略研究教授菲利普斯•奧布萊恩(Phillips O’brien)反駁稱,戰爭將取決於遠程作戰能力和無人機,而歐洲和美國的炮彈產量目前的增長速度快於俄羅斯。)

爲了拼湊過去,Turchin說他正在與“大約150名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合作。但在上述5000年的大部分時間裏,即使是基本的指標也很粗略。Turchin想要一個關於窮人主觀幸福感的詳細時間序列。他承認這個數字並不存在,所以他用實際工資作爲替代。批評人士說,工資數據本身就很單薄。Turchin的模型也不包括氣候變化。“你不可能包羅萬象。你甚至必須忽略那些你知道會產生影響的事情,比如氣候效應。”

過去,圖爾欽曾談到創建一個應對社會風險的美聯儲。鑑於美聯儲在預測通脹方面的錯誤,他現在傾向於另一種類比。

“一百年前,人們無法預測天氣。現在我們可以提前一週預測天氣。我們想要的是一種社會氣象服務,它可以收集大量數據,將其放入一個大模型中,然後這個模型會告訴我們,‘我們將在未來幾年發生一場社會地震。’然後我們開始大喊,‘政治領袖們,你們得注意了。’”

但我說,大氣中的水分沒有自由意志。“不,但我們高估了自由意志對數百萬人口流動的影響。”

圖爾欽的下一個項目是爲中國、英國、俄羅斯、德國等10個國家建立一個模型。然後我們運行這個模型10年。我們發佈模型所基於的腳本。我們看看會發生什麼。”

然而,如果危機以50年或200年爲週期出現,圖爾欽可能一輩子都不用預測另一場危機。幹他這行,也許你只需要幸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