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峰博士（廣西大學中國—東盟研究院講師）
中評社香港8月5日電/ 廣西大學中國—東盟研究院講師王海峰博士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7月號發表專文《美日菲三邊涉台新動向以及影響》，作者認為：小馬科斯就任菲律賓總統以來，菲律賓強化與美日安全關係，與中國南海爭端升級，以美日、美菲軍事同盟關係為基礎，美日菲三邊合作迅速推進。基於“台灣有事”的認知成為美日菲三方合作的重要動力，因應“台海有事”亦成為美日菲合作的重點。美日菲以三邊合作機制為紐帶，加強軍事互操作性和經濟韌性，推動東海、台海與南海問題的聯動，積極介入台海局勢，對中國周邊安全構成嚴峻威脅和挑戰。可以預見，短期內，美日菲安全合作迅速強化，以加強對中國戰略威懾，涉台合作會不斷深化，但三國仍都難以冒著與中國關係破裂的風險，公然軍事支持“台獨行動”。文章內容如下：
2024年4月11日，美日菲首次領導人峰會在華盛頓舉行，會後發表《美日菲聯合聲明》，標誌著美日菲三邊合作機制正式確立。2022年美日菲啟動戰略對話，三邊從加強軍事安全合作，向經濟、能源、技術等領域擴展延伸，意在補足“第一島鏈”短板，加強三邊協同，提升對中國威懾力。基於“台灣有事”的認知形成美日菲三邊合作的重要動力，因應“台海有事”亦成為三邊合作的重點。美日菲涉台動向，以及東海、台海與南海問題的聯動性，已成為威脅台海穩定和中國周邊地區安全的重要因素。
一、從雙邊到三邊美日菲合作加速推
為鞏固和強化“第一島鏈”軍事力量，分化和瓦解中國—東盟關係，加強對中國戰略遏制，美國實施印太戰略，加強“太平洋威懾倡議”“一體化威懾”等前沿部署，提升與盟友、夥伴的軍事安全合作，構建“美日印澳”“美日韓”“美英澳”等多個“小多邊”合作機制，印太“北約化”特徵日益明顯。在此背景下，美日菲以雙邊同盟為基礎，三邊合作迅速開展，突飛猛進。
美國構建的“第一島鏈”難再遏制中國崛起，試通過強化“小多邊”體系，織密遏制中國的戰略網絡。
“第一島鏈”是銜接日本和東南亞的島嶼網絡，是中美在太平洋之間的重要屏障，是美國長期遏制中國的第一道防線。近年來，中國綜合國力提升，軍事實力增強，中美之間權力發生轉移。中國通過持續實施“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加強在沿海和艦船上部署導彈，美國在“第一島鏈”以及周邊區域喪失絕對力量優勢。儘管美日不斷強化雙邊同盟體系，但是面對中國迅速崛起，依然認為自身安全面臨嚴峻威脅和挑戰，尤其是菲律賓已成為“第一島鏈”的薄弱環節。杜特爾特時期，中菲關係由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緊張對立，到外交轉圜，實現戰略對接，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杜特爾特政府與美國因國內“反毒戰爭”等分歧而關係緊張，美菲軍事同盟遭到嚴峻考驗。杜特爾特甚至威脅要廢除包括《訪問部隊協議》等與美國簽署的防務協議。隨著中國—東盟關係日益密切，東盟國家更傾向於依賴中國，尤其是柬埔寨、老撾、緬甸等與中國構建更為緊密的命運共同體。中國—東盟合作已成為維護地區穩定，促進區域發展的重要機制。美國很難拉攏東盟有關國家戰略上遏制中國。
美國的全球地位由覆蓋全球的同盟體系來支撐。〔1〕受制於自身實力的下降和美國霸權的全球挑戰，美國更加依靠“小多邊”體系作為印太安全結構的支撐。冷戰時期，日本和菲律賓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推行遏制戰略的重要軍事盟國。當前，美國與日本、菲律賓的雙邊軍事同盟關係也成為美日菲安全合作的重要制度基礎。為了補齊“第一島鏈”中菲律賓的短板，抓住菲小馬科斯執政“親美”的契機，美國強化與菲律賓的軍事安全關係，促進日菲安全合作，推動形成由美國主導，美日合作為主軸，菲律賓積極參與的美日菲三邊合作機制。
菲律賓小馬科斯政府親美，對華南海爭端升級，美國聯合日本加快與菲律賓構建三邊合作機制。
2022年6月，小馬科斯就任菲律賓總統後，調整杜特爾特時期“近中疏美”的外交政策，與美日加強雙邊和三邊軍事安全合作，在南海主權爭議島礁及附近海域與中國對抗升級。美菲、日菲雙邊關係逐步強化，三邊合作開啟，迅速升級並趨於制度化。2022年9月，美日菲以視頻方式舉行三邊防務政策對話。2023年5月1日，小馬科斯訪美，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後發表《聯合宣言》，提出“期待建立美日菲、美澳菲三邊合作模式”〔2〕。2023年6月，美日菲海岸警衛隊首次在南海舉行聯合海上演習。同月，三國國家安全顧問在東京舉行安全對話，會後決定定期就東海、南海問題展開磋商，實現南海聯合演習常態化。同年7月、9月，三國外長兩度舉行三邊會晤，提出“基於包括南海形勢在內的嚴峻戰略環境，推進三國合作具體化”。2024年4月11日，三國領導人在華盛頓首次舉行峰會，並發布《美日菲聯合宣言》。首腦會談是三邊最高級別的外交政策與國防安全戰略協調，意味著三邊合作正式確立，並機制化和常態化。
美日菲三邊合作主要聚焦軍事安全領域，隨著合作推進，已經擴大到經濟、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美日菲三邊合作的議題主要有：一是軍事安全領域。通過聯合軍演與訓練、海上聯合巡邏，深化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合作，促進三邊軍事互操作性，提升機動縱深防禦能力。二是經貿領域。美日加強對菲律賓的直接投資，以及在電動汽車、新能源、數字經濟、半導體、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給予菲律賓支持。通過開啟呂宋經濟走廊，支持菲律賓蘇比克灣、克拉克、馬尼拉和八打雁之間的互聯互通。以此促進菲律賓經濟增長，擺脫對中國經濟依賴，以及可能面臨中國“經濟脅迫”的擔憂。
（三）美日菲合作成為美國遏制中國、補齊“第一島鏈”短板的戰略工具，由於制度慣性，該機制將降低三邊國內政治變化對於安全合作的負面影響。
美日菲三邊合作雖然不是實質意義的軍事同盟，但仍然具有開創性，其與美日韓、美日澳印等“小多邊”機制，成為美國在印太地區建立的構建防禦中國戰略擴張的重要聯盟。“小多邊”體系打破了傳統的單邊、雙邊和多邊三種模式，在共同的戰略利益、政治互信的基礎上，擴大和深化了美國與日本、菲律賓之間的安全構架，構築了靈活且堅定的三邊合作機制。在三邊合作框架的推動下，三國進一步推動雙邊合作，促進美菲同盟、日菲準同盟關係迅速提升，開展更為緊密的三方安全合作。通過聯合海上演習、定期聯合巡邏，聯合生產先進武器與協同部署，促進美日菲三邊在東海、台海、南海之間進行戰略聯動，有助於增強三方的威懾力，起到“力量倍增器”的作用。中長期來看，即使前總統特朗普贏得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其可能對於“小多邊”的安全合作機制不再看重，或者菲律賓政府換屆，可能調整親美的外交政策，但是受制度慣性的影響，通過制度化確定的防務對話、軍事演習、海上聯合巡邏等例行互動，依然能夠維持美日菲三邊合作。
二、美日菲三邊涉台合作新動向
2022年2月俄烏衝突爆發對亞太地區產生重大影響。美國渲染台海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和緊迫性，積極推動盟友和夥伴對其進行戰略協作，提前制定應對計劃和預案，提升一體化威懾能力。在美國的主導和推動下，圍繞台海、東海、南海問題，以軍事安全為重點的美日菲雙邊合作在不斷加強，日本與菲律賓雙邊準同盟關係逐步確立，美日菲三邊合作逐步深入。其中因應“台灣有事”是美日菲合作重點雙邊和三邊涉台合作，正逐漸深化、細化和實操化。
（一）美日以應對“台灣有事”加強軍事安全合作，執行明確的作戰計劃，全面升級同盟關係。
近年來，美日聯盟不斷深化，提升介入台海問題的重要性與緊迫性，不斷突出應對“台海有事”的聯合實戰化準備，進入到“愈做愈細、愈做愈實、愈做愈升級”的狀態。〔3〕一是美日以及“美日+多邊”機制場合屢次提出“維護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2021年4月，時任日本首相菅義偉訪美，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後發表《美日聯合聲明》提及台灣問題，首次突破了中日、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美日兩國首腦會晤聯合聲明不涉台的慣例。〔4〕2024年4月11日，日首相岸田文雄與拜登會晤並發布《聯合聲明》，美日同盟關係實現重大升級，涉及多項涉台合作。二是美日加強軍事安全合作，推動安保一體化。2021年3月，美日舉行的外交、防務“2+2”會談提出“有必要探討自衛隊能為前往支援台灣的美軍提供何種協助”。同年12月24日，美日軍方以“台灣有事”為假想目標制定《日美新聯合作戰計劃草案》。根據該草案，美海軍陸戰隊在日本西南部的南西島鏈建立一個攻擊軍事據點，美國海軍陸戰隊將部署於此，日本自衛隊負責提供彈藥和燃料的後勤支持。〔5〕2023年1月，美日外交防務“2+2”會談發表《聯合聲明》，明確雙方共同使用包括沖繩縣嘉手納彈藥庫在內的日本西南諸島設施並擴大聯合演訓。2024年4月10日，美日首腦會晤發布的《美日聯合聲明》，美日同盟關係大幅升級。該《聲明》提出，美日將調整自衛隊和駐日美軍的指揮統制機制，在重要軍事和國防裝備的開發和潛在合作生產方面進行更密切的合作。三是日本與英國、澳大利亞等美國盟友簽署《互惠准入協定》，為一旦“台灣有事”，美國西方盟友介入提供基地。四是美日加強對中國對台軍事威懾行動的干擾與情報監測。2022年5月8日，美日出動“里根”號和“林肯”號航空母艦、“出雲”號準航母，協同F-15J戰機等對在台灣東部海域進行常規訓練的中國“遼寧艦”航母編隊，進行聯合情報搜集和警戒監視。五是在台海區域頻繁開展軍事演習，還邀請澳大利亞等國家參與，擴大演習規模和聲勢。六是美日協同加強對台經濟合作。尤其是圍繞半導體產業鏈，構建多邊合作，加強對中國大陸的高新技術領域封鎖。
（二）菲律賓配合美國加強軍事安全合作，為美國介入台海問題新增四個軍事基地，推動南海與台海問題聯動。
美菲軍事安全合作具有明顯涉台因素。1951年兩國簽署《美菲共同防禦條約》，1998年兩國達成《訪問部隊協議》，主要目的是為應對中國大陸武力攻台加強軍事合作。菲律賓阿基諾三世總統執政期間，與中國在南海島礁爭端激化，2014年與美國簽署《加強防務合作協議》，到杜特爾特總統執政時期，菲律賓與美國的合作漸行漸遠，2021年6月、2022年6月、11月三度中止《加強防務合作協議》。2022年小馬科斯執政以來，把加強美菲安全關係作為優先事項，與中國在南海爭議島礁及附近海域的爭端日益升級。2023年4月，美菲在華盛頓恢復舉行2016年中斷了的外長和防長“2+2”會談，小馬科斯政府向美國新提供四個軍事基地，其中有三個面對著巴士海峽另一側的台灣島，另一個正對著南沙群島，美國在菲律賓軍事基地增加至九個，美軍將擴大在菲律賓的輪換部署並預置更多的武器，為未來美國在台海和南海有事時快速集結和後勤保障提供有利條件。同年5月3日，美菲國防部發布《雙邊防務合作指南》，明確闡述美國對菲律賓的防衛承諾範圍〔6〕。該指南是自1951年簽署《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後首次發布具體的防務指南。2024年3月，菲律賓在距離台灣島僅有200公里的巴丹群島計劃建設一座由美國出資的民用港口，一旦“台灣有事”，該港口用於接受從台灣返回菲律賓的勞工以及難民，菲律賓軍方也將加強在巴丹群島的“軍事存在”。4月12日，美菲在華盛頓舉行首次外長防長和國家安全顧問“3+3”會談，進一步深化兩國全面合作。4月22日至5月10日，美菲在菲北部和西部海域啟動“肩並肩”年度聯合軍事演習，日本作為軍事觀察員參與。在此期間，美國將“提豐”陸基中程導彈部署在菲律賓北部，對中國構成戰略威懾。5月31日，菲總統小馬科斯在香格里拉峰會發表主旨演講，就南海爭端，對中國強硬劃下戰爭紅線。峰會期間，美國防長奧斯汀再度重申美國對菲的安全承諾。
（三）日菲加強軍事安全合作，推動簽署《互惠准入協議》，構築準軍事同盟關係，聯合介入台灣問題。
日本和菲律賓鄰近台灣，都擔憂台海爆發衝突波及本國安全。2011年兩國簽署“戰略夥伴關係協議”。2012年“黃岩島事件”發生後，日菲軍事安全合作迅速提升，內容與形式越來越全面豐富，實質性內容也逐漸增多，日本成為菲律賓最信賴的安全夥伴之一。杜特爾特時期，菲律賓和日本防務聯繫明顯加強。2020年8月，菲律賓與日本簽署總價值1.035億美元的軍事採購合同，採購日本三菱公司的四部預警雷達，以升級菲律賓空域控制系統。2022年4月，日、菲外長及防長首次舉行“2+2”會談。日本也成為繼美國後成為菲第二個“2+2”對話國。該機制成為推進日菲雙邊安全和防務合作的“關鍵工具”。日菲針對中國提出“不允許在印太尤其是東亞和東南亞憑藉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2023年11月，岸田文雄訪菲時表示，期待將兩國雙邊關係提升到新的高度，並在菲議會發表演講期間，特別提及加強美日菲防務合作。兩國同意日本自衛隊到菲律賓先從災害救援和人道支援任務著手，逐步過渡到兩國間聯合訓練，以及美國參與的美日菲聯合訓練。兩國領導人還宣布推動達成雙邊《互惠准入協定》，通過該協議允許兩國的部隊部署到對方的領土進行聯合活動，包括軍事演習。岸田政府決定根據“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SA）框架向菲律賓提供小型警備船、雷達和無人機，向菲律賓海軍提供2839萬元（約合400萬美元）的贈款，用於建設一套沿海雷達系統。目前，日菲加快談判《採購和交叉服務協議》《互惠准入協定》，力圖促進兩國軍事互操作性，實現武器轉讓，甚至可能在菲律賓基地部署日本軍隊。
（四）美日菲加強軍事情報等領域安全合作，推動三邊與台灣加強軍事互動協同，強化美國“聯合島嶼防禦概念”計劃。
隨著美日菲合作深化，美日菲在三邊合作逐漸明確台海問題的重要性。2024年4月11日，在首次三邊峰會並發表的《聯合願景聲明》中，提出“台灣海峽和平與安全作為全球安全與繁榮不可或缺要素的重要性”。〔7〕美日菲涉台合作主要有：美日加大援菲以提升其裝備及海上能力、推動日菲達成《互惠准入協定》。美國海岸警衛隊、日本海上保安廳以人員培訓、資金援助、聯合演練等形式，為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建設提供支援；加強安全和防務合作，通過“2+2”會議、海事對話以及三方會談等方式不斷加強戰略協調，通過擴大聯合軍演和常態化海上聯合巡航、簽署《互惠准入協定》等，持續提升三方的戰場相互配合能力和互操作性。三方強化信息與情報共享能力和共享機制建設。為提升“聯合海域/空域感知能力”，美國援助菲律賓部署東南亞首個“星鏈”項目。此外，隨著美台軍事夥伴關係公開性與合作性的加強，台灣與美國、日本和菲律賓等其他國家加強軍事協調，強化美國“聯合島嶼防禦概念”計劃，加強“第一島鏈”內對抗中國大陸。
（五）從國內層面，日本迎合美國戰略需要，增加國防支出，為“台灣有事”做大規模戰爭動員準備。
1999年日本制定的《周邊事態法》就將台海納入“一旦有事，自衛隊可支援美軍行動”的“周邊地區”。2016年通過的“新安保法”中，日本將原《周邊事態法》修訂為《重要影響事態法》。根據《重要影響事態法》的規定，日本自衛隊可為美軍提供後勤支援、搜索救助以及船舶檢查等保障措施，但不得涉及武力威脅和行使武力。2022年12月，岸田政府發布《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防衛力整備計劃》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日本防衛政策由“專守防衛”向“先制攻擊”的重大改變，日本還將國防開支提高至國內生產總值的2%，明確提出發展新反擊能力、嚇阻潛在攻擊、增加彈藥庫存等目標，並將彈藥儲備重點區域從北海道轉移到西南方向，以應對“台灣有事”。與此同時，日本還制定戰爭應急政策和建設應急場所。2024年3月，日本政府持續加強沖繩縣與西南離島的基礎設施，以及制定疏散政策。另外為了避免戰火擴及日本全境，岸田政府在全國安排了5.6萬處“緊急避難設施”，以防衝突事態擴大。同時，日本為戰爭進行國家動員，將公共基礎設施整備及擴建，完善“特定機場與港灣”，以在突發事態之際供日本自衛隊和海上保安廳使用。日本擬將北海道、沖繩等7個道縣的16處機場港灣指定為“有事”據點，指定為“特定利用機場、港灣”。2024年2月9日，日本岸田內閣會議通過了《自衛隊法》修正案，正式確認在日本防衛省下建立常設統合司令部加強戰前國內軍事協調，並與美國加強協同指揮。日本還加強軍事部署，將“愛國者”防空導彈部署到了台灣島周邊的宮古島。
三、美日菲涉台動向的影響與制約
美國印太“小多邊”合作構建和日益機制化、網絡化，對台海以及地區局勢產生重大影響，對兩岸和平統一構成嚴峻挑戰，導致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嚴重惡化。日本、菲律賓等盟國與美國加強軍事安全綁定，中國與美國的矛盾已經超出兩國層面，美日著手為與中國的戰爭做長期準備，圍繞東海、南海、台海涉及主權爭端問題，形成三海聯動，突然爆發戰爭的風險、規模、範圍都可能增加。短期來看，美國意在加強三國對華博弈的籌碼，重點維持地區權力均勢，主要目的是防禦，形成對華戰略威懾，且日菲兩國介入台海問題的能力和深度相對有限，對美日菲介入台海局勢構成制約。
（一）在美日菲加強對中國戰略威懾的形勢下，“以台制華”促台“以武拒統”，台灣民進黨當局加強與中國大陸對抗態，對台海的和平與穩定產生巨大破壞性。
台灣的賴清德不僅是“理念型台獨分子”，更是“行動派台獨”，5月20日，賴清德在“就職演講”中宣揚“台獨”理念，誇大大陸對台灣武力威脅，企圖調動台灣民眾對大陸的防備，讓台民眾都成為“台獨”的推手。短期來看，拜登政府因美國大選也不允許賴清德給美國“添煩添亂”，賴清德可能暫不會放開手腳推動“台獨”，不太會做觸發中國大陸軍事行動的事情，因此2024年兩岸發生軍事衝突的概率並不高。但台當局在美日支持下小動作不斷，台灣防務部門聲稱，“如果敵軍機艦侵入台上空及岸外海域範圍，展開行動後仍無法驅離，可合法授權第一線指揮官，採取適當方式予以反制”，因此，兩岸之間仍然有爆發摩擦衝突的風險。中期來看，隨著賴清德地位穩固、美日等加強對台灣軍事安全合作，賴的“台獨”野心可能更加膨脹，“台獨行動”風險會變得更高，兩岸和平統一面臨嚴峻挑戰。
（二）破壞中日、中菲關係，推動台海與南海、東海“三海聯動”，組建“亞洲版北約”來消耗中國力量，惡化中國周邊安全環境。
美國加強與台灣的雙邊關係，通過武裝台灣，推動美日菲三方介入台海局勢，試探中國底線。美國可能希望以製造摩擦為契機，引發東亞地區爆發局部衝突或者戰爭，複製俄烏衝突模式，通過打“代理人戰爭”，美國以及西方盟友背後進行軍事援助，來消耗中國的力量：
一是美國“以台制華”意圖協助台灣當局“以武拒統”，強化“美日菲”“美日韓”“美日印澳”“美英澳”等小多邊機制，加強對台海、南海等問題的介入，加強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威懾姿態，嚇阻中國大陸在台海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從戰略角度看，美日可將軍隊部署到菲律賓軍事基地，若中國大陸軍隊進入台灣，在台灣北面必然會面對美日軍隊的威脅，在南部則面臨駐菲律賓美軍的攻擊。美軍還可借助在菲多個軍事基地，部署導彈等武器，對中國大陸進行持續攻擊。
二是美日菲安全合作介入台灣問題，已嚴重衝擊中美、中日、中菲關係政治基礎的台灣問題底線。兩岸間爆發戰爭情況下，美國可以裹挾日本、菲律賓參與大規模聯合武裝干涉台海問題，導致台海衝突迅速演變成為地區性戰爭。
三是中國和菲律賓在南海圍繞著島礁的爭奪，短期內其所造成的偶發的危險性可能要大於台海地區。美日強化與菲律賓安全合作，可以誘拉更多與中國南海主權爭端國家，加強這些國家與美日安全合作，加劇南海爭端，破壞中國在東南亞地區聲譽，分化、瓦解中國—東盟合作，分散中國對台戰略資源。四是日本和菲律賓可能與更多美西方盟友簽署《互惠准入協定》，意圖將澳大利亞、英國等軍事力量引入台海以及東海、南海，進一步惡化中國周邊安全環境。
（三）美日菲涉台合作面臨制約，三國都依然難以冒著與中國關係破裂的風險，軍事介入台海局勢支持“台獨行動”。
儘管美國與中國戰略競爭日益激烈，但美國認識到，受俄烏衝突、巴以局勢等羈絆，美國自身對於台海、南海等地區提供的戰略支持相對有限，拜登政府並不想與中國爆發直接衝突。拜登表示美國與中國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合作應對共同挑戰，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符合世界利益，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因此，美國主導美日菲三邊合作主要目標是防禦性的戰略威懾，既有維護保證“第一島鏈”圍堵、遏制中國崛起的有效性，又極力避免完全捲入地區性大規模衝突。通過三邊合作，美國試圖讓其盟友承擔更大比例的地區安全負擔，並進一步將其盟友納入其防禦體系。
日菲都擔心台海爆發衝突，自身國家利益被美國的“印太戰略”所挾持，從而被迫實施遏制中國的政策，影響乃至惡化與中國的關係。日本與中國仍然保持較為密切經貿關係，中國是日本的主要出口市場，與中國經貿等領域合作符合日本利益。美國期待在台海危機局勢下掌握對日本自衛隊的指揮權，但在日本法律上，日本自衛隊不可能接受美國的指揮。日本憲法規定，“禁止日本通過武裝力量介入國際爭端”，因此一旦“台灣有事”，受憲法制約，日本難以完全迅速介入台海衝突。多位日本戰略界學者警告稱，日本必須謹慎參與美國為“保台”制訂的軍事計劃，以免被美利用充當爭取時間的“防波堤”。〔8〕
至於菲律賓方面，其高層對於擴大美日菲三邊關係，可能以犧牲菲律賓外交政策獨立性為代價明顯不滿。小馬科斯的姐姐伊梅·馬科斯明確反對軍事安全過於依賴美國。對於小馬科斯親美的政策，伊梅·馬科斯呼籲南海問題不應該依賴諸如美國等外部大國的力量，而應該以東盟為中心，與中國談判化解爭端。她還質疑菲律賓向美國新增四個軍事基地的合理性，因為這意味著菲律賓將更深入地介入台海問題“為美國而戰”。因此，菲律賓參與介入台海問題意願相對有限。即便台海衝突爆發，菲律賓可能會允許美國使用其領土上的基地，但菲律賓的參與程度可能僅限於後勤支持，而不是實地部署軍隊。
註釋：
〔1〕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 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36 頁。
〔2〕Joint Statement of the Lead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 The White House, May 1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01/joint-statement-of-the-leaders-of-the-united-states-and-the-philippines/.
〔3〕時殷弘：《美國同盟和聯盟體系的對華軍事態勢現狀》，《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2 年第2期，第3頁。
〔4〕”U.S.- 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S.-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The White House, April 16, 2021, https: / / www. whitehouse. gov / briefing – room/ statements – releases/ 2021 / 04 / 16 / u-s-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u-s-japan-global-partnership-fora-new-era /.
〔5〕日美被曝制定聯合作戰計劃應對台灣突發事態，2021-12-24，https://bj.crntt.com/doc/1062/5/7/2/106257235.html?coluid=91&kindid=2710&docid=106257235&mdate=1224171702。
〔6〕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Bilateral Defense Guidelines，May 2023，https://media.defense.gov/2023/May/03/2003214357/-1/-1/0/THE-UNITED-STATES- AND-THE-REPUBLIC-OF-THE-PHILIPPINES-BILATERAL-DEFENSE-GUIDELINES.PDF.
〔7〕Joint Vision Statement from the Leaders of Japa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APRIL 11, 2024，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4/11/joint-vision-statement-from-the-leaders-of-japan-the-philippines-and-the-united-states/.
〔8〕北村淳”台灣危機をめぐる米中の思惑 アメリカは日本を‚防波堤‛にして時間稼ぎ？”、AERA dot、2022年2月12日、https://dot.asahi.com/articles/-/42360 [2023-09-13]
原載《中國評論》月刊7月號